袁：“大清国还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向西方学习，并且大清国将感谢任何善意的建议和忠告。日本人仅仅在时间上比大清国早一些通过某些纯物质的外来帮助方式（大清国有幅员辽阔的国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区的内部利益调整方面也与日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不太可能采用这种帮助方式），取得了某些物质上的进步，但这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们优越，也不能证明在指导我们未来的方针上，日本人的做法从根本上就是正确的。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做法就更加聪明。日本人在完成他们国家发展进步的过程中，纯粹是由于地理和政治环境对他们一直有利，而我们的事业却比他们更加艰巨和繁重。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我们自己就不能指望达到类似于日本现在所取得的成绩。日本有外部大国的友好支援，并且在他们国土上也不存在来自列强的私欲和野心去牵制和阻挠他们。把所有这些情况详加考虑之后，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走向所谓现代化的进步过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国在改革的具体部署上进行明确的对比是不可能的。
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开明人士在这方面能够给大清国以赏识和鼓励，并能在大清国面临的改革伟业面前，给予我们精神和道义上的支援，正像他们在一个类似的历史时期曾给予日本的一样。
除非遭到某个列强大国的肆意进攻，在一般情况下清国政府并不要求更多的外来援助。但我确实认为，在评估我们的发展进程时，应该充分考虑到，大清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巨大的。我们正处在现代进程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们一时没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应该对我们批评得过于严厉和苛刻。”
——摘自郑曦原编、李方惠等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相关链接之三：袁世凯与维新派的关系
袁世凯与康有为同为维新变法时期的重要人物。康有为是维新理论的奠基者，变法运动的领袖、旗手。袁世凯则积极致力于改革军制，赞同或偏向维新变法。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即与康有为结交。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时，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主持督练新军。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他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德国侵占胶州湾事件发生，袁世凯上翁同龢说帖，称今日时局危险至极，必须变法。变法之政一时难于毕举，应择最重要的用人、理财、练兵三大端实力变革。1898年，变法维新的声浪日益高涨，袁世凯又进京面谒翁同龢，“深谈时局，慷慨自誓”，且拿出“瓜分中国画报”给翁同龢看，“切言必亡必分之道，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袁世凯与康有为的思想有许多相似或相通之处，如法之当变、发展经济、改革教育、编练新军等。康有为在北京发起创立强学会，袁世凯积极参加并捐款五百金。康有为对袁世凯有极好印象，视为知音，曾说：袁倾向于吾。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
论者以为，袁世凯作为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其思想渐渐滑向维新派，处于二者之间。袁世凯所提建议与康有为相比，似更切实可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