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得出结论：当此霸国主义时代，中国若想生存，若想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
回国后，五大臣向慈禧太后密陈：“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他们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有三大利：
一曰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大利一。
一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政策，为平和之邦交，大利二。
一曰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水消瓦解，大利三。
并指出：“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慈禧太后颇为赏识，立即召开御前会议，决定“仿行宪政”。并于翌年正式颁布《宣示预备仿行宪政》上谕。
要闻内幕之二：《钦定宪法大纲》取法日本
1904年张謇和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曾印制日本明治宪法的译本上呈慈禧，据说慈禧表示赞同。自1905年至1907年，清廷先后派八名高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根据各次考察报告，清廷认定英国制度没有成文宪法，且对君权有严格限制，不切中国实际，不能仿效。德国普鲁士宪法虽有典章，但仅帝国议会通过后即付施行，清廷认为系强加于皇帝，无视皇权，不能采纳。只有日本宪法，既已集编成典，又绝不侵犯皇家特权；事先既不受公众审查评论，公布时还像皇帝给国民的恩赐；民权较少，专制成分最多，接近中国国情，因此成为清廷拟定宪法大纲的蓝本。
清廷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正是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的翻版。
日本宪法确定君主的最高权力，遵循“主权在君”的原则。《钦定宪法大纲》主要内容为“君上大权”，正是依据这一原则。其十四条除个别条款或文字上不同外，与日本宪法如出一辙。第一、二条几乎直接从日本宪法翻译过来。关于臣民的权利与义务、议院法要领等，则依据权利来自君主的原则制定，“操纵之法，则必使出于上之赐予，万不可待臣民之要求”，“议院只有建议之权，并无行政之责，所有决议事件，应恭候钦定后，政府方得奉行”。
当然另一方面，《钦定宪法大纲》也同日本宪法一样，引进了欧美国家的立宪原则，采取了“立宪制的原理”，体现了日本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特征，出使德国大臣杨最曾说：“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决于舆论，已全揭一代宪法之精神。”
事实上，当时日本的政体被后人称之为“伪立宪绝对主义”。而《钦定宪法大纲》所反映出清廷对君主权力的捍卫以及唯恐丧失之的恐惧，更远远超过了日本明治宪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