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立万世不易之宪典”。“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立宪派以为，宪法必须保障民权，立法权应“属于多数之国民”。所谓“民权自由，实为立宪政体之真精神。立宪政体之需民权自由也，若灯之需膏，鱼之需水，人之需蓄至精然”。宪法须限制君权。所谓“立宪政体，亦名为有限权之政体，专制政体，亦名为无限权之政体。有限权云者，君有君之权，权有限。官有官之权，权有限”。立宪政治的基本精神是保障民权，扩大民权，限制君权；“民参其政，君综其成，各有权利，各负义务”。
立宪派提出了实行宪政的步骤。
早在1901年梁启超即效仿日本提出：一、颁布明诏，“普告臣民，定中国为君主立宪之帝国，万世不替”；二、派重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三、于宫中开立法局，草定宪法，随时进呈御览；四、立法局译出各国宪法原文，及解释宪法之名著，颁布天下；五、宪法草案先颁之于官报局，令全国士民辩难讨论，逐条析辩，5-10年后损益制定，以后非经全国人投票，不得擅行更改。六、自下诏定政体之日始，以二十年为实行宪法之期。这些步骤，除了“速开国会”的请愿要求外，实际基本实行了。
清末立宪运动最积极的意义是对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与否定。尽管他们保留君主制，却以资产阶级法制及各种相应机制，限制君权，扩大民权，使资产阶级参权予政。顽固派一针见血弹劾道：“处心积虑无非夺君主之权，解王纲之纽，阳美以万世一系，阴实使鼎祚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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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冬。深夜。室外寒风呼啸，室内烛影绰约。二十一岁的杨度刚入大儒王闿运门下，师徒二人拥炉而坐。炉中木炭已烧成灰红，室温稍稍降了下来，寒气便即从窗棂门缝浸染进来。
王闿运爱怜地望着这个天资奇佳而胸怀壮志的弟子，良久，缓缓开口：“吾有三种学问：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汝杨皙子欲学哪一种呢？”
杨度道：“求吾师为吾详解。”
王闿运道：“功名之学，顾名思义，是为功名而求学，学问是敲门砖石，功名是最终目的。从这门学问，不必深究圣贤的精义，不必力行做人的真理，功名到手，砖石尽弃，只需遵循权力场的潜规则即可。”
“诗文之学，乃以探求古今为学为人之真谛而设。或穷毕生之精力治一经一史，辨证纠误，烛幽发微；或登群籍之巅峰，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或发胸中之郁积，吟世间之真情；或记一时之颖悟，启百代之心扉。总之，其学不以力行为终极，而以立言为本职。”
杨度道：“那么帝王之学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