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则断然拒绝反对派的无理要求：“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弟被举为总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辞退亦断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总理已在要求同盟会及章太炎认不是之时，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有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并勉励革命党人道：“际此胡氛黑暗，党有内讧，诚为至艰危困苦之时代，即为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也。倘有少数人毅力不屈，奋勇向前，支撑得过此厄运，则以后必有反动之佳境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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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刘师培和章太炎是当时同盟会的两位重要人物，他们俩关系恶化的直接后果是扩大了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矛盾，致使同盟会由于内耗而元气大伤。
第一次“倒孙”风潮后，刘师培与章太炎、陶成章一样，处于极度的物质匮乏及失望、失落之中。其时，清廷不失时机在东京展开了猛烈的策反活动。1907年，清廷派国事侦探程家柽来东京，开价一万元，请求革命党不要搞暗杀。程家柽实际是同盟会在清方的卧底，准备将计就计，为同盟会补充革命经费。刘师培却不知程家柽的真实身份，他找了两个日本杀手，向程提出，欲用此钱买孙中山的人头。程家柽大惊，立即通知同盟会。刘师培未得逞，恨得指使两个日本人暴打程家柽，险些将其打死。
1907年底刘师培夫妇先后回国。刘师培由其妻何震出面，接受端方的收买，写了自首信——《上端方书》。端方大摆宴席，欢迎其改变信仰。1908年2月，刘师培返回日本东京，充当端方暗探，并且续办更为激进的《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革命。同时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
1908年5月24日，上海《神州日报》刊载刘师培夫妇伪造的《炳麟启事》，大意为章太炎声称将“不理世事，专研佛学”。
6月10日，东京《民报》上刊载章太炎应对的《特别广告》，他愤怒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指称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
接着，发生了有人欲谋害章太炎的“毒茶案”，经调查，投毒者是刘师培姻弟汪公权。东京留日学生界一片哗然。其间，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查禁了《民报》等报刊，刘师培夫妇的《天义报》也未能幸免。刘师培夫妇在东京已经很难立足，只得返回国内。
刘师培在东京的一口恶气难消，恼羞成怒，归咎于章太炎。回国后给当时代理孙中山主持同盟会工作的黄兴写信，揭发章太炎曾答应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搞得章太炎十分狼狈，算是报了“睚眦之仇”。
尽管章太炎1912年给浙江统一党的电报中称，“筹款游印”纯属个人行为，与革命活动无关；尽管晚清督抚出于各种用意与海外立宪派或革命者暗中联系者不乏其人，而由于刘师培变节，章太炎与张之洞、端方的关系亦告结束，没有产生较大恶果，但章太炎在第一次“倒孙”风潮后，悲观消沉，致一度想脱离革命，则是事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