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成为第一次“倒孙”风潮的导火索。东京同盟会本部议论纷起，闹得不可开交。张继道：“走就走，要人家的钱干什么！”刘师培道：“孙文受贿！”章太炎将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相片撕下来，写了“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几字，寄到同盟会香港分会，以示羞辱。此时，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陆续传到东京，张继、章太炎、刘师培等甚至扬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要求改组同盟会本部，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继任。张继甚至与总部庶务刘揆一扭打起来；章太炎则意气用事，以明码电报泄露孙中山购买枪弹准备武装起义的军事秘密。然同盟会多数会员坚持团结，反对内讧，认为内讧“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孙中山亦令胡汉民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太炎。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太炎等再干预军事。第一次“倒孙”风潮不了了之。
1909年，章太炎和陶成章掀起第二次“倒孙”风潮。陶成章是《民报》的第二十至二十四期的编辑人，严于律己，生活艰苦卓绝，但性情褊狭，不能容人，在革命战略、经费、人事等问题上与孙中山不和。
1908年9月，陶成章改名唐继高，到新加坡向孙中山提出拨款两千元作《民报》经费的要求。此时，河口起义失败后被越南法国殖民当局解送到新加坡的六百多名战士的安置，成为孙中山和正处于经济危机中的新加坡华侨的沉重负担（后孙中山等人创办中兴石场，才将这六百多人安置下来），孙中山自己也常常衣食难济，他只好将自己的手表、衣物交给陶成章变卖。不久陶成章又提出筹款五万元的要求，孙中山无法办到，陶成章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名义自到南洋筹款，华侨却很少认捐。陶成章怀疑孙中山暗中捣鬼，遂指称河口起义所用军费不过一千多元，孙中山将各地同志的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接着，陶成章纠集五六人在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发表《同盟会七省意见书》，即《孙文罪状》。指责孙“谎骗营私”，在汇丰银行有巨额存款，贪污两万革命经费，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三种十二项“罪状”，提出九条善后办法，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在法国的张继，也叫嚷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
对此，具有正义感的革命党人极为气愤。东京，黄兴致书孙中山，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越南，革命党人发表《河内公函》，详述发动广西、云南起义的经过，以确凿事实驳斥陶成章的诽谤。南洋，革命党人公布了孙中山的经济情况：“先生九龙的家里，只有母亲，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几间旧房子，此外别无所有。还有先生的哥哥，是自己修了草房子，在那里耕种。假使先生为革命发了财，把钱寄到家里去，为什么家里的房子，家里的人，还是这样蹩脚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