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食，固然与中国发达的农耕环境及传统饮食习惯有关，但历史学家布罗代尔以为，食物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志，也是他周围文明或文化的标志。每当人口增长超过一定水平，人们就势必更多地依赖植物。总体上吃粮食或吃肉，取决于人口的多少。道理十分简单：如果按单位面积计算，农业提供的热量远远胜过畜牧业。撇开食物质量的好坏不谈，农业养活的人数要比畜养牲畜多十至二十倍。如孟德斯鸠所说：“别处用以养育牲畜的土地，在这里直接为人的生存服务……”一位18世纪在北京工作的传教士明确指出：“人口过多，迫使中国人不养牛羊，因为供牛羊生活的土地必须用来养活人”，“法国与中国的养牛数量至少为十比一”，于是“田里缺少肥料，饭桌上缺少肉，打仗缺少马”，“为收获同等数量的粮食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使用更多的人”。
相关链接：清末灾荒中的“食人”惨剧
光绪三年（1877年）至五年（1879年）北方大灾，史称“丁戌奇荒”。山东仅总人口不到四百万的青州府，饥民即有两三百万，饿死达五十万，自缢、投井、投河、服毒、贱卖妻女儿媳，比比皆是。陕西饥民集众拦路抢粮，私树大纛，上书“王法难犯，饥饿难当”。河南饥民争相残食新死之人。“有丧之家不敢声张，潜自坑埋，否则操刀而割者环伺向前矣”。山西“死者窃而食之，或肢割以取肉；或大脔如宰猪羊者；有御人于不见之地而杀之，或食或卖；有妇人枕死人之身嚼其肉者；或悬饿死之人于富室之门或竟争割其首掷之内以索诈者，层见叠出，骇人听闻”。太原府饿死者大约一半。“闫庄村小顺活杀吃六岁儿子；巴公镇亲见数人分食五六岁小孩，用柴火烧熟；凤台、阳城两县活人吃活人实在多。王家庄一人杀吃人肉，被拉到社内，口袋中查出死人两手，他说已经吃了八个人，活杀吃一个，有一女十二岁活杀吃了。又有一家常卖人肉火烧；有一子将父活杀吃了。有一家父子两人将一女人活杀吃了。”
1900年冬，至少三十万绝望饥饿的村民来到了陕西省城。巡抚担心有可能发生抢粮事件，不许农民进入城墙内，他们被迫住在郊区的田野里，在路边的斜坡上挖洞栖身，靠吃草根、树皮拖延死亡。当我去西安时，恐怖漆黑的洞穴在城四周随处可见。但这些洞几乎全是空的，住在里面的男女老少都死光了。根据当地的统计，在一个郊区就有十三万人死于饥饿。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早晨总督的随从都要收集六百多具尸体，埋在东门附近的田野里……粮食越来越不容易见到了。不久，西安郊区就有人肉出售。开始时，这种交易还暗中进行。但不久，用饥殍肉制成的肉丸成为主食，以相当于每磅四美分的价格出售。可以假设，人肉交易占了相当的比例。后来巡抚端方砍了三个做人肉生意的人的头，这才大致刹住了这种买卖。
——弗东尼斯·H.尼克尔：《穿越神秘的陕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