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之危机》有：杀学生，杀女士，无口供，无确证，仅谓“有通匪笔据”、“有绍绅告密”。不宣布，无以塞人民之望！
《述浙省官吏之罪状》有：妄杀秋女士，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
陶心云《驳浙抚和绍兴知府致电军机处电文》有：绍府蒙上，浙抚欺君，秋瑾无供无证，处以极刑，无法可据。彼所根据者，是彼心腹中野蛮之法律。
少年胡适参与编辑的《竞业旬报》1908年10月25日31期发表评论，题目为：好个大胆的贵福。
贵福在舆论压力下，也深以没有确凿证据为忧。因对被捕的六名大通学堂学生及教员严刑逼供，“跪火练、火砖，惨状不忍睹”，企图从他们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证据，但终无所得。
江苏省教育总会《致浙省议长议绅咨议官学界诸君询问绍案公论书》，强
调庶政应“公诸舆论”、“官民共负责任”，反对无罪杀戮，谴责告密、胁从和虚与委蛇等行为，指出：“敝会未经调查，窃以报馆为舆论之代表，其所记载容或有一二传闻失实，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诸陈说，非为一人，为全体也；非为浙江，为天下也。”
早在1905年4月24日，清廷从伍廷芳、沈家本等人的奏请，已下诏“嗣后凡死罪至斩决而止，凌迟及枭首、戮尸三项，着即永远删除。所有现行律例内凌迟、斩枭各项，俱改为斩决”。又从伍廷芳、沈家本等人奏请，禁止刑讯拖累，变通笞杖办法，并清查监狱羁所，以矜恤庶狱。
清朝第一部新式刑法典，尽管由于守旧派的反对，直到1911年1月25日才颁布施行，但在沈家本的主持下，该法典由日本法学家冈田朝太郎等人起草，于1908 年完成。
然而，就在上一年，风雨如晦的1907年，徐锡麟被残酷的刽子手先用一把铁锤，将睾丸砸碎（据说此刑为诸痛之中最剧者），然后用利刃活活剖开了腹腔与胸廓，以一双血手掏出心脏，交给巡抚府厨房炒成几碟菜肴，供卫兵们下酒抢食啖尽！
清廷惨绝人寰的暴行，被深深铭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本期政治要闻之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