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意，孔子向来重视。他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对于大家喜好或者厌恶的人，要注意考察，而这种考察，并不是带着领导意图或“戴帽下达”地走过场考察。当然这种民意是要经过分析的民意，并不只是一味地从众媚俗。如子贡问他，乡人都说好就认为他好，乡人都说他坏就认为他坏，可以吗？孔子回答得智慧而科学，他说这样认为不对，“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也就是说，只有好人喜欢、坏人厌恶的人才是好人。
这样的有关言论自由和民主意识的萌芽，都会被千载传记。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将中国笼于黑暗之中，受害的不仅是被毁的“乡校”与民众，还有施暴者。因为，他们也将处于黑暗之中，而且一旦光明到来，他们又会成为黑暗的标本，被置于历史与民众的眼前。
而我们的孔子，真是聪明。他一下子就看到了事情的本质，认为一些人认为子产的不仁是不对的，“吾不信也”。孔子的意思表达得特别清楚：只有放开言道，允许有民众“品头论足”的场所，且执政者能够真切地听取民众的意见与批评，才是真正的仁德仁政。孔子肯定子产，实际上是在坚持一种独立自主的发言权。《荀子·子道》中，孔子对于这种发言的重要与作用，有着具体的论述：“万乘之国，有争（即诤）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孔子是在把这种“发言权”，与国家存亡、社稷、宗庙、家庭的安危联系在了一起。
孔子是精明的，他的眼睛与他的遭遇，都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发言发声发音的艰难与危险。对于执政者，孔子要求他们要放开言路的仁道；对于他的学生，对于士（知识分子），他则有着另外一种要求，那便是争取发出独立的批判的声音。如果危险的环境不允许发出独立的声音，或者各人有各人的不同性格与情况，他又给予理解与体谅。但是他有一个底线：即使不能发声，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不能助纣为虐。“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中庸》）
孔子告诉人们：“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
是的，他说的多好多对啊。百姓需要仁，是比需要水火还要迫切。水火当然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如果不小心，有时还会因为水火而受到伤害。但是，仁，却是对百姓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至好至贵的东西。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不是应当全力地守护、培育、建设，使其大成气候的吗？执政者，也不要觉得民众需要，自己就不需要。其实，执政者和民众都需要得紧呢，孟子不是说过嘛：“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