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曰：“如何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真是一段发人深省、尤其是令当权者深省的妙论。孔子很显然是把知识分子的“士”，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与档次上。对于子贡“怎样才可以做‘士’”的提问，孔子回答得十分干脆，那就是“自己一言一行都要保持羞耻心，做到俯仰无愧，如果出使国外，要不辱使命，很好地完成君主交待的任务，就可以叫做‘士’了。”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做到是相当难的。于是子贡又问，还有没有次一等的？有啊，孔子说，那便是宗族的人称赞其孝顺父母，乡里的人称赞其恭敬长辈。子贡似乎觉得这个标准也难做得完美，又就问老师有没有再次一等的。孔子说：“如果说到一定做到，而且行为坚决，不管是非黑白，都能言行一致，也可以勉强称之为士。”
师徒说到此处，本可以告一段落。也许子贡觉得做到言必信，行必果，也未必容易，加上对于大大小小的当政者有着自己的观察与认识。他便接着问道：“当今执政做官的诸公怎么样，可以称之为‘士’吗？”孔子听了之后似乎还有些生气，觉得这样明摆着的问题还用问吗？“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哎！这班子自私而又器识狭小的人算得了什么，他们离‘士’远着呢！”
在孔子的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士”，是比那些执政当官者要高好几个层次的。这里面，当然包含着那个时代的现实，也显示着孔子对于现实的强烈批判态度。这种态度，也便在我国历史上成为一种罕见珍稀的人文资源，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树立起一种风范。
基于这种批判的态度与“士”（也就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的立场，孔子也许可以被看做是在中国第一个主张言论自由的知识分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