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齐景公游麦丘时遇到一位八十五岁的封人，封人祝他和他的子孙长寿，景公高兴，封人又祝他不要得罪百姓，景公立时就恼了，声色俱厉地质问：“诚有鄙民得罪于君则可，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这个景公说的倒是实际情况，翻开中国的历史，全是只准统治者得罪百姓，绝对不允许百姓稍稍得罪于统治者。在场的晏子几乎是立即就表示了反对，说：“君王说错了！国君就不会得罪百姓吗？得罪了百姓就没法子惩办他吗？夏桀商纣不就是因为得罪了百姓而让百姓诛灭的吗？”
纵观中国历史，凡是没有人味的官僚，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只知道千方百计将上司侍候得舒舒服服而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冷暖，本应装着情意的心便让蛇蝎蛆虫盘踞了。而一个独裁专制的制度，只能是没有人味的官僚疯长的温床。这样，两千多年间，中国的百姓怎能不灾难沉重、水深火热呢？
当了一辈子大官的晏子，竟能反其道而行之，在心里张起一根“以民为本”的弦，真可谓凤毛麟角。而二百年后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也就找着源头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这样的一个人反对孔子，我们是要好好考虑一下他的意见了，我们甚至也可以从他的反对意见中见到儒家学说的不足之处。他是这样劝阻齐景公不要重用孔子的：“儒者这种人，能说会道，是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们的；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不能任为下臣使用；他们重视丧事，竭尽哀情，为了葬礼隆重而不惜倾家荡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官禄，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自从那些圣贤下世以后，周王室也随之衰微下去，礼崩乐坏已经有好长时间了。现在孔子讲究仪容服饰，详定烦琐的上朝下朝礼节，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习不完，毕生也搞不清楚。您如果想用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这不是引导老百姓的好办法。”（《史记·孔子世家》）晏子的意见，也许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不少贵族的意见。从孔子在齐二年而终于不被所用这件事，也就可以预见他的未来会遭到怎样的处境了。
还有更为深层的原因，决定了孔子在齐只能是无为而归。这便是在春秋时期，齐国与鲁国，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理想、不同追求因而也有着不同境况的诸侯国。鲁国是周公的封地，延续着周的礼乐制度与文献，其治国方略，也就让礼乐占了大的比重。而齐国则是姜尚的封地，从姜尚起便提倡发展工商经济，奖励军功，把富国强兵作为治国方略。“春秋无义战”，孟子真是一语中的。无义战的天下，当然崇尚尔虞我诈，要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如此，言必称周礼、处处教导诸侯国君实施仁政的孔子，在齐国的碰壁也就成为必然。
不过孔子毕竟有着不一样的境界。他说，人不理解我，但我也不怨恨，这才是君子啊。就是对反对自己的晏子，他依然十分公正：“晏平仲（即晏子，名婴）善与人交，久而敬之”（《论语·公冶长》）。夸晏子善于和别人交朋友，相交越久，别人就越发尊敬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