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充分利用这次捐监获利的机会，私吞更多的银子，蒋全迪与王亶望商议，为各县预定灾情，按照各县报灾的轻重，定出收捐数额，由藩司将预定单发给各县，由各县照单开赈。换句话说，县上想报多少，就报多少。
当时，王亶望收受银子有个规矩，就是下属送银子不能让他看见，否则他是不收的。行贿的人就把银子放到酒坛里，放到菜筐里，或者通过看门人送交，王亶望和他的属下自然心知肚明。为了贪赃，州府官员也在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他们有的直接参与分赃，有的接受贿赂，有的向上报假情况包庇下属。当时，甘肃官场有这样的话流传：“一千两见面，两千两吃饭，三千两射箭。”是对王亶望们贿赂情形的真实写照。
清官变贪官
王望调任后，王廷赞接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起初发现监粮折银不符合捐监的规定，也曾与总督勒尔谨商议，欲请停捐，但实在经不住利益的诱惑，王廷赞也开始违规折收白银。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六月至四十六年（1781年）初，在他的任上，又办理监粮500多万石，与王望如出一辙，复蹈泥潭。
王廷赞任甘肃布政使之前，曾做过安定县知县，也曾廉洁奉公，也曾为安定县百姓做过不少好事，至今在定西地区还有一座残留的“王公桥”，这是老百姓对架桥修路、造福一方的县官的赞誉。但他在接任甘肃布政使后，利欲熏心，与勒尔谨在办理捐监时沆瀣一气。乾隆派员查办甘肃贪案，和也在其中，而王廷赞与和私交甚好。和到兰州后，王廷赞如同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请其出谋划策。和让他交出一些银子，资兵饷，赈贫民，以掩人耳目，减轻罪责，这才有了前文王廷赞给乾隆皇帝的捐银奏折。王廷赞上奏后，便急与省内上下官员通风报信，藏匿金银，所以当办案官员奉旨对其家财查抄时，所获无几。
早在甘肃复开捐监之日起，乾隆皇帝就始终关注监粮的办理情况。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初，乾隆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开仓查粮。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弊，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袁守侗“粮仓满囤”的假象。袁守侗回京复命，奏称“仓粮系属实贮”，乾隆信以为真。
东窗事发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被蒙在鼓里的乾隆因王望办理监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苏四十三起事反清，围困兰州。和、阿桂一行到达兰州后，在奏折中多次提到甘肃地方经常阴雨，往往延滞用兵，特别是官军将苏四十三义军逼到兰州城外华林山上，由于大雨不断，华林山久攻不克。乾隆联想当年王望在甘肃任职期间，连年奏报地方干旱，唯独今年雨多，其中必有虚报情形。恰巧此时王廷赞、王望做贼心虚，自愿捐银、认罚的举动，乾隆这才真正引起警觉。
经查，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初，甘肃省共有274450名报捐监生，收银15094750两，合计侵贪赈银2915600两，所谓监粮有名无实。署理陕甘总督李侍尧奉旨清查各地监粮，发现不仅没有贮存监粮，而且平时国库应存储的正项存粮也有亏空。
乾隆闻知情形，下旨道：“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案内各犯，俱属法无可贷。”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秋七月，乾隆降旨：总督勒尔谨赐令自尽，两任布政使王望和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依法正法。八月谕令：甘肃捐监一事立即禁止。紧接着，陆续降旨，将侵贪赈银一千两以上的官员程栋、陈严祖等56名贪官正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