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规矩在今天的“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迂腐、苛刻，其实不然。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还谈什么“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师，朝廷出于政治考虑，对他进行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术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
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南宋王朝以临安（杭州）为首都是不利于发展的，应该迁都到长江边上的南京，与上游的武昌遥相呼应，以便伺机光复中原。这就是他时常讲的“修政事，攘夷狄”、“复中原，灭仇虏”，这种激进主张得罪了那些习惯于偏安、妥协的当权派。朱熹嫉恶如仇，看不惯当时官场的腐败，曾经连上6本奏疏，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后世。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胄嫉恨，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胄指使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自己的小妾，诋毁朱熹的名誉，把一贯清正廉洁的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一天比一天厉害，甚至有人公然叫嚣要处死朱熹。
如此沉重的政治高压之下，心力交瘁的朱老夫子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检讨，无可奈何地承认强加于他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被迫说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
在政治风潮的席卷之下，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不再踏进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标榜自己并非朱熹一党。
朝廷竟然罗织了一个子虚乌有的“伪学逆党”，一共59人，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
庆元六年（1200年），朱老夫子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对于他的死，朝廷提心吊胆，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朋友在开追悼会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
这场冤案，终于在9年之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平反，恢复名誉，追赠官衔，公开声明他的学说并非“伪学”，他的门生朋友并非“逆党”。后来，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提倡学习他的《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势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让人禁不住唏嘘叹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