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焚烧儒家经典，禁止游宦之民。商鞅为了推行变法令，打击儒家的复古思想，曾断然采取“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措施。同时下令禁止私门请托，禁止游说求官的活动。
差不多十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三五○年，商鞅进行第二次变法，主要有六点：
（一）废除贵族的井田制，“为田开阡陌封疆”。“阡陌”是指每一亩田的小田界，“封疆”是指每一百亩田的大田界，合起来总称为“封”。所谓“开阡陌封疆”，简单讲，就是废除井田制，把原来“百步为亩”的“阡陌”和每一百亩的田界“封疆”统统破除，开拓为二百四十步为一亩，重新设置“阡陌”和“封疆”。在这里，你如果简单认为商鞅仅仅是改变了一下田亩的形制，那你就错了，就是这田亩形制的改变，重大历史意义也赋予其中了。一方面它破除了旧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废除了固有观念上有天子署名的“井田制”，改变了土地的所有权；另一方面是重新设置了新的阡陌封疆，用法令形式保护了土地私有制。商鞅的《秦律》进而规定，严禁对私有土地的侵犯。
（二）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属机构。商鞅这时把许多乡、邑、聚(村落)合并为县，建置了四十一个县，设有县令、县丞、县尉等地方官吏。县令是一县之长，县丞掌管民政，县尉掌管军事。县的令、丞、尉由中央任免。公元前三四九年，开始设置县以下有定额俸禄的小吏，从此县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正式确立。县制的普遍推行，是为了把全国政权、兵权集中到朝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政治体制，以便于巩固统治，发展经济。
（三）大筑冀阙，迁都咸阳。如上所述，天下战略新格局的改变，秦都栋阳（今陕西临潼东北）的战略地位也因此改变。秦献公在公元前三八三年把秦都由雍城（今陕西凤翔）迁至栋阳时，主要是出于巩固东部边防的考虑，以阻挡当时强大的魏国进攻，待机收复河西地区。这里距洛水不远，濒临前线，实际上是带有战时的临时首都和前敌指挥所的性质。而这时，秦国的国家战略已经从主要巩固东部边防转移到雄霸天下的长远规划发展上了，那么把东临边境的栋阳继续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显然是不适合的。其一，栋阳在渭水之北，偏离日后东进必经函谷关的大路，不利于发兵出击山东六国。其二，栋阳作为秦献公时建置的战时首都，宫室简陋，在漫长岁月的淋漓剥蚀中，已经惨淡凋敝，破落不堪，不仅不能与其他诸侯国的都城相比，也与秦国目前的国力和君威极不相称。此外，迁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一些人的推测，即秦孝公弃简从奢、商鞅好大喜功等个人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