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敢违圣颜。在帝制时代，君威至高，皇权至上。袁崇焕不仅犯上司，而且违圣颜。后者，仅举讲款与斩帅二例。讲款，为庙堂之大事。天启末讲款，袁巡抚首疏。辽东巡抚袁崇焕听闻后金汗努尔哈赤死，遣使吊丧，探其虚实。此事虽由内臣主持，却未先行奏请圣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二十八，《明熹宗实录》载督师王之臣和巡抚袁崇焕奏报：“奴酋哈赤死于沈阳，四子与长子争继未定。”第二天即二十九日，袁崇焕复奏：“臣敕内原许便宜行事，嗣有的音，方与在事诸臣会奏。”可见，此奏上报之时，李喇嘛已派出。十二月十三日，《明熹宗实录》载：李喇嘛返回，袁崇焕奏报，得旨：“夷在，无急款以失中国之体。”此奏报虽优旨许之，后却频旨戒谕。“崇焕却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鲜被兵，言官谓款议所致。御史智铤、刘徽、李应荐等交章奏劾，甚至王之臣与袁崇焕缘此而“意见异同，遂成水火”。袁崇焕具疏抗辩，无济于事，宁锦捷后，引疾归里。右副都御史霍维华为其疏鸣不平，却得到“袁崇焕讲款一节，所误非小”的罪名。崇祯初讲款，袁督师又议。但是，仅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间，皇太极与袁崇焕往来书简12封，《崇祯实录》和《崇祯长编》均没有记载袁督师向崇祯帝奏报此事。斩帅，亦为庙堂之大事。袁督师计斩总兵毛文龙，虽同辅臣钱龙锡私商过，却未先请旨，先斩后奏，以致留下“擅杀”罪名。钱龙锡“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得无死，遭谪戍。特别是朝廷派太监监军，他上疏反对。
袁崇焕墓
袁崇焕在奏疏中，陈述自己的性格称：“臣孤迂耿僻，原不合于边臣旧格。”孤迂、廉直、耿僻是袁崇焕重要的性格特征。因其孤迂，则是其所是，而行险路；因其廉直，则非其所非，而冒犯上司；因其耿僻，则不工阿附，而触违圣颜。由是，袁崇焕的孤迂耿僻性格与崇祯帝的刚愎暴戾性格发生了冲突。袁督师的历史悲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心理史学视角看，是袁崇焕孤迂耿僻性格与崇祯帝刚愎暴戾性格之间冲撞的结果。在帝制时代，正人君子，名节清流，仕途坎坷，难得通达，主昏政暗，尤其如是。检《明史》宦官、阉党、佞幸、奸臣，或憸（xiān）邪，或阴狡，或善伺旨意、或恶正丑直。阉党如魏广微“由奉忠贤，如奴役然”；阎鸣泰则“专事谄谀，虚词罔上”；奸臣如周延儒“善伺意指”；温体仁则“机深刺骨”。至于此前的严嵩，“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伺旨、谄谀、结纳、通贿和阴险，这是历史上一切奸佞之臣的共同特点。袁崇焕刚正、孤迂、清廉和忠耿的品格，自为明季昏君和奸臣所不容。在明末官场中，君子之清流与小人之浑浊，泾渭分明，势同水火。但是，小人必逢君恶，方能谗构售奸，这就是《明史·宦官传》所说的“逢君作奸”。所以，袁崇焕孤耿刚廉的品格，不仅同诸奸臣谄附媚上的奴性相冲突，而且与崇祯帝刚愎昏暴的个性相冲突。在君为臣纲、君视臣如草芥的帝制时代，袁崇焕性格与崇祯帝个性相对撞的结局，袁督师只能以悲剧结束自己的一生。
就心理史学而言，从后来崇祯帝亲手用宝剑砍伤自己的女儿、砍死自己的妃子，可以看出他心理与性格的残忍性。崇祯帝刚愎暴戾的性格，袁崇焕孤迂耿僻的性格，矛盾冲突，君为臣纲，而演出袁督师被磔死的历史悲剧就不难理解了。
袁崇焕之死，有着多层面的、极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是多因而一果，主要的则是政治原因。后金的反间是其诱因，阉党的排构是其外因，崇祯帝的昏暴则是其主因。袁崇焕之死，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正义被亵渎，文明遭玷污！
杀袁崇焕，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但是，袁崇焕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却是永存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