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所谓“市米资盗”。这件事指的是，崇祯二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夷地荒旱，粮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就是说蒙古哈喇慎等部，室如悬罄，聚高台堡，哀求备至，乞请市粟。这件事怎么办？在明朝与后金的辽东争局中，蒙古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力量。袁崇焕坚持团结拉拢蒙古，来对抗后金。袁崇焕先言：“人归我而不收，委以资敌，臣不敢也。”蒙古各部首领，闻将市粟，指天立誓，不忘朝恩。所以袁崇焕疏言：“臣以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柴薪。”奏上，奉旨：“著该督抚，严行禁止。”奉旨严禁，皆失所望，哈喇慎诸部背离明朝，纷投后金。可见，蒙古诸部台吉，附己不纳，委以资彼，其责任在崇祯皇帝。所以，袁督师“市粟”之事有，而“资盗”之罪无！
4所谓“谋款诱敌”。是指责袁崇焕以议和来引诱后金攻打北京。其实，谋款即议和之事，袁崇焕任蓟辽督师后明确疏言“和为旁著”，目的在于缓其兵攻而争取时间以固边防。崇祯帝对此“悉听便宜从事”，或“优旨许之”。何以“擅主”！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袁崇焕与皇太极往来书简凡10封，其中皇太极致袁崇焕6封，袁崇焕致皇太极4封。袁崇焕的第一封复信指出：印玺之事，未降封号，不能妄行。第二封复信又指出：辽东原为明朝土地，且有汉人坟墓，则不应归其占有。第三封复信解释：“使者来时，因在海上航行，而让其久居。”第四封复信明确表示：战争长达10年，不能一朝停止，不是数人所能为，数语所能定。对袁崇焕的4封复信，日本著名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有一个评价：“它强烈地反映出袁崇焕在与皇太极交涉中忠于明廷的责任感，他强烈地主张议和必须按照中国即明朝所提送的典制方案，并严戒其未经降封，不准随意用印。”所以，袁督师“谋款”之事有，而“诱敌”之罪无！
5所谓“斩帅践约”。是指责袁崇焕与后金约定而杀毛文龙。史料已经证明，袁崇焕与皇太极书信往来，既无默契，更无议约。倒是毛文龙通款后金，谋降有迹。所谓毛文龙被杀，后金军才敢南犯之言，实则夸大了毛文龙的作用。至于对毛文龙先斩后奏，因而受到“擅杀”之诘，则应做具体分析。对于袁崇焕计斩毛文龙的“席藁待诛”奏疏，崇祯帝谕旨：“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所以，袁督师“斩帅”之事有，而“践约”之罪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