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早有准备，态度认真。其实，袁崇焕的平台奏对，态度应当是认真的，酝酿应当是很久的，设想应当是慎重的，计划应当是可行的。崇祯元年即天聪二年（1628年）四月初三日他受命为兵部尚书兼督师蓟辽，到七月十四日平台奏对，中间98天,三个多月的时间。特别是在来北京的路上，他想得最多的是“复辽”的问题。袁崇焕受召后，扶病兼程，疏陈方略。初七日，行至阜城，看到邸报中崇祯帝对自己奏疏的批示。我认为，“五年复辽”不是“漫对”,也不是“失言”，更不是满足崇祯皇帝的“焦虑圣心”，而是基于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与判断。
第五，五年复辽，为其追求。正如后来袁崇焕在杀毛文龙奏疏中所说：“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至于后来“五年复辽”的事实成为泡影，于是就有“事后诸葛亮”者以“失败”来推论“当初”。
应当指出：当时明朝人对于辽东形势有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种分析。悲观派如王在晋，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再修一座城护卫关城；乐观派如袁崇焕主张“五年复辽”。袁崇焕是乐观派，他对“彼”与“己”的分析是：
对“己”——
（1）皇帝英睿（对他超乎寻常信任）；
（2）内阁新东林内阁；
（3）七卿六部尚书和左都御史主要是东林党人；
（4）统帅自任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
（5）户部供应粮饷；
（6）工部供应器械；
（7）吏部遴选官员；
（8）兵部作战协调；
（9）言官不乱弹劾；
（10）兵略有宁远、宁锦两次大捷的经验。
对“彼”——
（1）老汗努尔哈赤败死在自己手下；
（2）后金汗位交替，内部不稳；
（3）皇太极在宁锦也曾败在自己手下；
（4）辽民对后金普遍不满与反抗。
对“友”——
（1）蒙古林丹汗有盟约支持明朝；
（2）朝鲜李朝国王李倧（zōnɡ）也对后金不满。
以上16条因素，如果最佳组合，“五年复辽”是可能的。认为袁崇焕“五年复辽”是“斗胆在君前‘戏言’”的论断，缺乏史据，值得商榷。然而，袁崇焕的悲剧在于，他对“己”、“彼”、“友”关系的变数考虑不周，对明朝痼疾认识不够，对后金新政估计不足，对政治与军事全局判断失误，从而留下隙缺——皇太极的“天聪新政”出了一个奇招，就是“出其不意，攻其心脏”——突然袭击，攻打北京。于是，整个一盘棋全被搅局了，酿成了袁崇焕“五年复辽”化作泡影的悲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