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君昔时所刊印善书，无虑数十种，以数万册计。其读之而兴感获益者，吾知其不少也。其杰朝夕随侍，渥聆庭训，反一无领会、一无成就，乃并其书不能善读谨藏。遑言继志述事？不孝之罪大矣。近年稍致力于身心性命之学，求之于泰西哲学宗教之书而病其支离隘陋，乃复反而求诸吾六经。昔所谓迂疏不适于今日进步之时代者，则觉其味醇厚而旨深远，有裨益于吾身心者无穷也。又复反而求诸佛教经论及因果感应之书，人所称为虚玄荒渺、目为迷信者，今觉其深切著明，较科学之为可据也。于是搜索昔年先君所刊印之书读之，不自知其手舞足蹈心悦诚服也。各书中如《梁敬叔先生之劝戒录》，叙述近事最多，易于征信，又最典雅翔实。予既序而重刊之矣。今复得《感应类钞》而重刊之。
《感应类钞》者，宜兴史玉涵先生所撰。以《太上感应篇》为主义，以《功过格》为纲，辑叙往事为案。以为之目，分孝顺、和睦、慈教、宽下、劝化、救济、交财、奢俭、性行、敬圣、存心十一类。其所引大抵出于史乘古籍，及私家笔记之可征信者。每类之中，附以先哲名论，并自加按语。其说理极精，而论事持平，非老于人情世故而厚于天性、邃于学问又尝深致力于修持涵养之功者不能为也。寻常因果之书，大抵引证鬼神果报之事实而已。此书则多引前贤嘉言至行之足为师法，性情流露之足使人感奋者。即不言果报而动化之功甚大，且其选择简要，情文并茂。读之易解，人人甚深。
其杰于其他笔记，阅后辄忘，独于此书能全篇记诵。今阅二十余年，读之犹烂熟如昔日，然则其能感人可知矣。书末附印袁了凡先生立命、改过、积善、谦德诸篇，及《俞公净意说》，皆至理名言，足发人深省。前年已与诸同志另印为单行精本，兹仍附于篇末。学者苟有志于修身立命存心养性之事，任取其一篇，奉为圭臬，身体力行，则作圣之功在是矣。或者问于予曰：“中国之学说与宗教，皆消极道德也，不适于今日进化之世界。吾子从事科学实业有年，乃忽一变而为消极，提倡中国古代学术思想，而力斥西方物质功利主义，以是善其身则可矣？毋乃非谋国之善策乎？答之曰：“使徒言功利而可以治国也，则古圣贤亦何为独重视道德？盖无道德以为之先，则功利徒足以召乱。夫欲国之治平，必其人民急公好义。国尔忘私，此今所谓公德，亦即舍己事人、后己先人之精神也，此我国圣贤之教义也。”
新学家动目中国道德为消极，而不知凡道德之实施，皆为消极的作用。惟其能消极以舍己，始能积极以事人。古来圣贤豪杰，立德立功立言，传于不朽者，大抵其存心制行、克已复礼，以成此坚苦卓绝之造诣。克己制行，消极工夫也；存心复礼，积极德业也。世岂有不消极而能道德者乎？或曰：“西方之国，尚功利不尚德让，胡为富强治安自若也。”曰：“泰西之富强与治安，恃法律兵力以保持，不可久者也。法律兵力，皆消极之事也。人民不肯为自动消极的德让则争，故不得不以外力加之，以为消极的裁制。愿所谓法律者，名为抑强扶弱，实则助暴奖贪，更以兵力长其凶焰，压迫复压迫，久而致爆发。观于近时欧洲战祸，与政治社会之革命趋势，其明证也。”
吾国教义所以重德义而轻功利者，盖欲使人民相助相让，止贪止争，以期能相与长久安乐，夫能长久安乐休养生息，则积极孰大乎是？若尚功利而务力取巧胜，终致残杀破坏，则消极莫大乎是。子惟见商场贾人豪侈逸乐之时，而不见欧陆数千万老弱无告饥困悲惨之状，宜其认积为消、认消为积也。试取数千年中国史乘与欧洲历史勘察比较，孰得孰失？孰苦孰乐？则知我国古训之较善矣。日本之变法也，执政诸人皆湛于儒术，其所谓武士道者，重道义、惜声名，而薄财利、轻生命，故能行新政而致昌大。我国之革命也，推翻一切旧有之礼教，以为但一一模仿西法，则欧美之富强不难致。彼迂疏之儒家言何用者。执政诸人不惜败坏风气，使贪使诈以争权利，然而其所成就竟何如者？国家已即于沦亡，而彼个人亦身败名裂，祸贻子孙。孰消孰积？吾子将奚择焉，吾欲为国家为世界谋永久之治安，为人生谋真正之幸福，故为是不惮烦发挥古义，而逢人强聒不舍。岂消极者而为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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