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四年（726）四月下虽节引这谏疏，却不着潘好礼之名只说“或上言”，并在《考异》里备详《唐会要》潘疏和苏驳。其实这所谓潘疏在内容上也尽多毛病。首先是武曌改唐为周虽被否定，但她之为皇后、皇太后仍被承认，中宗在她死后上谥曰则天大圣皇后，祔葬于高宗的乾陵，睿宗时如《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所说追尊为大圣天后，改号为则天皇太后，到玄宗如《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所说在开元四年改为则天皇后。这自由于中宗、睿宗都是她的亲儿子，玄宗是她的亲孙子，把亲妈、亲奶奶彻底否定了，岂不叫儿子、孙子也落得个名不正言不顺。这个谏疏却把武家说成是玄宗的“父母之雠”，还引用了今见于《宋书》卷二三《乐志》引曹植《灵芝篇》和《初学记》卷一七引孙盛《逸人传》的丁兰刻父母木像报雠故事，真不知是从何说起!下文预测惠妃成了皇后会危及非所生的太子，固还似在情理之中，而把自己比作汉初辅翼太子的商山四皓，可不又吹过了头!因此我不仅肯定苏冕的批驳，还认为这谏疏根本就是一篇其后的拟作，其时间在开元二十五年武惠妃谮害太子及鄂、光二王之后，所以不自觉地把危及太子的话写了进去。总之，这所谓疏谏之事既不存在，武惠妃之不得立为皇后只有出于玄宗的宸断。这自是玄宗有鉴于先朝武、韦以至自己王皇后的事情，所采取的又一种防微杜渐的特殊措施，“宫中礼秩一同皇后”又不让正位皇后，死后虽赠个皇后却不许皇子制齐衰之服，不许以忌日废务。
关于这位武惠妃的谮害太子、二王，并没有超脱后宫争宠以求立爱的程式，对国家仍算不上有太大的危害。而且如《新唐书·玄宗诸子传》所说，太子、二王成为“三庶人”遇害后，“岁中惠妃数见庶人为祟，因大病，夜召巫祈之，请改葬，且射行刑者瘗之，讫不解”，以致到年底十二月里就死去。这固然是由于做了亏心事而闹病产生幻觉，也不无夹杂着怕玄宗一旦悔悟追究问罪的因素。此外陈寅恪先生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又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里因为武惠妃是“则天从父兄子恒安王攸止女”，“攸止卒后……随例入宫”，就认为在玄宗朝仍保留着武氏势力，理由也嫌欠缺。历史上政治斗争失败一方的妻女为胜利者所占有并受宠爱，本是习见的事情，岂能就此说胜利者有意让失败一方的势力保存下来。何况在史书上确实找不到这位不曾当上皇后的武惠妃有什么维护武氏势力的言行。
武惠妃死后继之得宠的是杨贵妃。《旧唐书》卷五一《玄宗杨贵妃传》说：
玄宗杨贵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户，妃早孤，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
《新唐书》卷七六《杨贵妃传》则加详其先世并先为寿王妃事，作：
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徙籍蒲州，遂为永乐人。幼孤，养叔父家，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后廷无当帝意者，或言妃姿质天挺，宜充掖廷，遂召内禁中，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诏训女，而太真得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