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是小农经济，只要环境安定，给百姓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自然易于富庶。《通典》的“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里就有这样一段描述：“〔开元〕十三年（725）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
这会不会有夸大的成分?那可看“历代盛衰户口”里几个数字。高祖武德时户200馀万，太宗贞观时仍不满300万，到开元二十年（732）是7861236户，天宝元年（742）是8348395户，天宝十四载（755）也就是安禄山作乱前夕是8914709户。当然这户数只是政府所能调查到的户数，人们为了逃税会少报户口，但大体上总可看到玄宗时的富庶确已远远超过了高祖、太宗，而且一直在向上发展。因此在这里要附带纠正一个传统的观念，即把“开元之治”“天宝之乱”理解成开元之治而进入天宝即乱，还说什么杨贵妃迷昏了唐玄宗造成“天宝之乱”。其实所谓“天宝之乱”本来只指天宝十四载十月的安禄山作乱，在这以前经济还是上升着，《资治通鉴》在记载了天宝十四载的户口后就说“此国家之极盛也”。至于说宠爱杨贵妃就坏事，更属旧日统治者把责任推给女人的陈词滥调，开元时玄宗不也同样宠爱武惠妃，为什么倒有“开元之治”呢?
最后还可以举一个玄宗时经济搞上去的实例。即在其前由于关中农产品不能充分供应长安帝王宫卫百官的俸食，山东、江淮的租米要运入长安又得经历三门峡险滩，改走陆路则费用巨大，弄得高宗、武则天长期住到东都洛阳来就食，到玄宗开元五年（717）、十年（722）、十二年（724）、十九年（731）、二十二年（734）还五度短期临幸洛阳。但到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后就可以留在长安不再东幸了，其主要原因就是关中以至洛阳地区的农产品多了，有条件搞和籴。如《资治通鉴》开元二十五年九月所说：“敕以岁稔谷贱伤农，命增时价什二三，和籴东西畿粟各数百万斛，停今年江淮所运租。自是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
毋庸讳言，作为封建帝王，唐玄宗自有他反动腐朽的一面。但就上述几项重大措施及其成效而言，他确实可算是一位盛世英主。比他的祖母武则天强，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了他的曾祖唐太宗，譬如下决心设节度使来取代府兵制就是一个例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