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静原为隋晋阳令，和裴寂同是太原起兵的主要策划者，裴寂任李渊大将军府长史时他任大将军府司马，裴寂转大丞相府长史他也转大丞相府司马，裴寂拜尚书右仆射他拜纳言，是仅次于裴寂的人物。但武德初年他和裴寂有了矛盾。《旧唐书》本传说：“时高祖每引重臣共食，文静奏曰：‘陛下君临亿兆，率土莫非臣，……宸极位尊，帝座严重，乃使太阳俯同万物，臣下震恐，无以措身。’”所谓“太阳俯同万物”是借用晋元帝“诏王导升御床共坐”王导推辞之词，“重臣”则指裴寂，对看《裴传》自知。为什么刘文静要反对裴寂，连裴寂和李渊同坐共食这点事情都不放过，《刘传》下文作了解释：“文静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屡有军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由是与寂有隙。”好像只是缘妒宠而成仇。其实这只是就事论事，没有讲出事态发生的根子。要真正弄清根子，应该从刘文静和李世民的关系来考虑。这在《旧唐书·刘文静传》中并没有完全隐讳，如一开头就说：“文静察高祖有四方之志，深自结托，又窃视太宗，谓〔裴〕寂曰：‘非常人也，大度类于汉高，神武同于魏祖，其年虽少，乃天纵矣。’寂初未然之。”“后文静坐与李密连婚，炀帝令系于郡狱，太宗以文静可与谋议，入禁所视之。文静大喜曰：‘天下大乱，非有汤、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卿安知无，但恐常人不能别耳。今入禁所相看，非儿女之情相忧而已。时事如此，故来与君图举大计……’”可见太原起兵之前刘文静和李世民的关系就不平常。以后武德元年（618）七月秦王李世民为西讨元帅拒薛举，刘文静为元帅府长史。十二月秦王李世民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长春宫以经略山东，刘文静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从镇长春宫。说明刘文静确属秦府早期的私党，是辅佐李世民的第一号人物。刘、裴之争，实际上反映了李世民和李渊之间的矛盾。当然，此时李世民羽毛未丰，裴寂决非刘文静之能动摇。刘文静借同坐共食事攻击裴寂而“帝不纳”。武德元年拒薛举战败被降了职（先坐除名，后拜民部尚书，而前此之为纳言则是宰相之一）。武德二年因“绝望”“怨言”被杀。当李渊审理此狱时，李世民为刘文静疏解，“极佑助之”，李纲、萧瑀也“皆明其非反”，只因“高祖素疏忌之，裴寂又言曰：‘文静才略，实冠时人，性复粗险，忿不思难，丑言悖逆，其状已彰。当今天下未定，外有劲敌，今若赦之，必贻后患。’高祖竟听其言”。这实际上是李渊、裴寂为防止内部出现派系小集团而蓄意剪除李世民的羽翼。李渊、李世民父子之间开始出现了裂痕。
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成为太子，再迫李渊内禅当上了皇帝，裴、刘旧案当然非翻不可。大概是遵“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古训吧，最初还给成为太上皇的李渊留面子，敷衍一下裴寂。如贞观二年（628）“太宗祠南郊，命寂与长孙无忌同升金辂”，但当裴寂辞让时太宗就说：“以公有佐命之勋，无忌亦宣力于朕，同载参乘，非公而谁?”前两句直截地翻译起来就是：“你是太上皇的人，无忌是我的人。”已颇见斤两。贞观三年就借故把裴寂“免官，削食邑之半，放归本邑”，不久又借故“徙交州，竟流静州”。同时就在这一年，给刘文静“追复官爵，以子树义袭封鲁国公，许尚公主”，彻底平反。
当裴寂被免官放归本邑蒲州时，他请求留住京师，李世民不同意，指责他说：“计公勋庸，不至于此，徒以恩泽，特居第一，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职公之由。但以旧情，不能极法，归扫坟墓，何得复辞！”李世民这段话讲到两点：一、裴寂是武德时国家政刑的全面负责者；二、当时政刑纰缪。第一点是事实，裴寂武德时身为宰相，而且是宰相中最为高祖倚重的，武德时一切政刑当然由他辅佐李渊全面负责，这实际上已否定了裴寂“徒以恩泽”之说。第二点则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且连李渊也连带骂在里面，和后来朝廷宴会上对太上皇李渊所说“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岂臣之力”云云又矛盾。我认为后者倒是事实：因为天下是武德时统一的，奠定建国规模的《唐律》和《唐令》是武德七年由裴寂等因隋开皇《律》、《令》损益制订的，通常所艳称的府兵、均田等制度都是武德时确定下来的，以后贞观十一年重颁《律》、《令》，除《律》有所改动外，《令》一仍武德之旧无甚增删。可以说“贞观之治”是在武德政刑的基础上取得的，李世民对太上皇所说“百姓获安，四夷咸附，皆奉遵圣旨”者倒多少符合点事实。一定要说武德时“政刑纰缪”，无非是杀了刘文静以及后来对秦府势力作过种种抑制而已。这只是权力之争，并不能因此而说李渊、李世民之间有什么方针政策上的重大差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