寅恪先生主张“关中本位政策”到武曌时才不复执行，关陇集团至此始不复存在，也是大成问题的。先生曾正确地指出此集团成员有两个特征或条件：即（1）是关陇人，此集团是“融合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2）他们“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但前者不是宇文泰不用山东、江左人而是山东、江左人不为其所用，迨宇内混一后此局面自即改观；后者之文武合一本为一种落后的政治现象，经济文化优于关陇的山东北齐、江左梁陈其时已进入文武分途，关陇亦必继而向文武分途趋同。为此我查考隋文帝时的“四贵”，其中已有一贵不符合寅恪先生提出的关陇集团成员的条件，炀帝时的“五贵”中则仅有一贵符合，炀帝所安排的东都“总留台事”六人中也仅三人符合，就据以撰写了《从杨隋中枢政权看关陇集团的开始解体》。又查考了唐高祖的元谋功臣十七人中符合此条件者仅三人，唐高祖的宰相十二人中符合者仅七人，唐太宗时获得实封的功臣四十三人中符合者仅八人，凌烟阁图像二十四人中符合者仅五人，唐太宗的宰相二十九人中符合者仅七人，因而又撰写《关陇集团到唐初是否继续存在》，断定入唐后此集团已不复存在，当初的“关中本位政策”不再被承用。
此外我还附带撰写了与此时期有关的《邺城与三台》和《从文献记载看六世纪中期到七世纪初年的洛阳》，都是属于历史地理方面的，不必在此细说。
由于我这一段的研究和陈寅恪先生异同处甚多，引起了北京某大学研究生们的议论。大意是：“黄永年先生的文章逻辑性极强，更像搞自然科学的，缺乏一种人文精神。大凡陈寅恪先生写什么，黄先生必有相同文章，题目都一样，而内容正相反，不知陈先生要建立的是整个文化体系，又何必拘于细处!”这说得自有些过头，并非寅恪先生有什么文章我必写相同文章与之立异，而且有的文章还很支持寅恪先生之说，如《论北齐的文化》。至于说我的文章逻辑性强像搞自然科学的，自是对我极大的夸奖。但认为建立整个文化体系就不必拘于细处，则仍可商榷。因为我所立异并非细处而多关涉大局，如这些地方成问题，则所建立的体系岂不有连带动摇的危险。
以上所说发表过的论文中，1989年以前关涉唐代的已承执教美国的汪荣祖教授编成《唐代史事考释》，今年年初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1990年以来考释齐周隋史事以及研究古典文学、版本、碑刻等文字，尚待再行结集。
黄永年1998年6月
（选自《文史探微》，中华书局2000年版，原载《学林春秋》二编上册，朝华出版社1999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