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文章，除了唐代政治部分是有计划地研究撰写，还有一些是应人之邀而写外，都是看书时有所发现才动笔。其中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人家没有讲过的我来讲，当然必须是事关紧要的有用的，不能写“邻猫生子”式的文章。再是人家讲错了的我来纠正，其中有些是纠正通行教科书的，而和陈寅恪先生异同处就更多。但从方法来讲，如前所说仍是受了寅恪先生的启发。而且撰写文章不依靠孤本秘笈而用人所习见之书，要从习见书中看出人家看不出的问题这一点，也是继承了寅恪先生以及顾颉刚师等老一辈学人的做法。习见书如纪传体正史中未被发掘未见利用的实在太多了，再利用上几辈子也用不完。不此之图，光坐等孤本秘笈的出现包括考古掘得新东西，岂非有点“守株待兔”的意味。
三
早在1982年，也就是我改正复出，开始发表了一些文章而其中与陈寅恪先生有异同之时，某学术团体在成都开会，会上有位比我年长的教授私底下警告我说：“你再也不要写和陈寅恪先生有不同看法的文章了!”当时我着实吃惊，对毛泽东同志都不“两个凡是”了，难道对寅恪先生倒不能稍持异议要来“两个凡是”?于是我严肃地回敬了一句：“对不起，这种文章我还要写下去!”事实上我就是这么做的。上述研究唐史时是如此，从1990年起进入北朝齐周和杨隋的研究后还是如此。而且由于牵涉到“关陇集团”等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而异同好像更为显著。
这里还得说一下我的研究为什么不从中唐以后往下推而倒过来上溯齐周杨隋，自然是考虑到有些唐代的事情不上溯弄不清楚。但还有个偶然的因素，即其时我所在的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人员编写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建议“二十四史”也都得今译，结果《北齐书》、《周书》落到我的头上。这两书我只翻过，没有认真读过，既要选译，就得认真读一遍。谁知一读就读出了问题，促使我把兴趣和精力上移到这齐周杨隋上面。
最早发现的是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财政”章有问题。寅恪先生认为“和籴之法乃由西北地方制度一变而成中央财政制度”，但我发现《北齐书·神武纪》有高欢“于白沟虏船不听向洛，诸州和籴粟运入邺城”之说，说明和籴以济京师之法早已在中原实施。又查了《唐会要》“仓及常平仓”和《册府元龟》“常平”“平籴”等文献，更发现即在开元前期已多次颁行在关内、河南诸道和籴的诏敕，如何能说迟至开元二十五年方缘西北诸州之启发而在中原和籴?于是写了《和籴以济京师事初不始于盛唐》，又增补为《元魏李唐和籴以济京师事考释》，先后发表对此问题作匡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