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人在学问上兴趣广，史学、古典文学以及版本、碑刻、书法都写过自认为过得去的文字，但较成体系的还在于我国的中古一段。40年代后期开始涉足唐代文史的探讨，进入90年代又上溯到北齐、北周、杨隋。今承邀把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实况公开，聊博知好一粲。
一
我开始接触学问，是1938年冬天在沦陷区常州城里地摊上买到吕诚之（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1941年夏天又买到吕先生的《先秦史》。1942年就读于敌伪管辖所不及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正式成为吕先生的学生，听了他讲的“国文”、“本国史”、“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四门课。又经吕先生介绍购读了《古史辨》，认识了《古史辨》第七册的编著者童丕绳（书业）先生并成为他的学生，抗战胜利后又成为顾颉刚先生的学生。按理讲我研究中国历史应该研究先秦，1946年上复旦大学开始发表的学术文字如《春秋末吴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补》、《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以及与徐中舒先生商榷“委蛇”是虎抑蛇等便都是考先秦的事物。只是研究唐代文史的兴趣也在这时产生了，引导者即是陈寅恪先生的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是1946年冬天在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买到的，同时还买到寅恪先生的另一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不过当时看不懂，看懂且引起兴趣的是这册《述论稿》。
我和唐史以及齐周隋史（代前言）唐 史 十 二 讲原先我上高中时已看了《通鉴纪事本末》，是当章回小说那样看热闹的，读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几十年后我从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里看到这样的话：“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想，这不也正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寅恪先生其他著作使用的方法吗?这种科学方法把我从《资治通鉴》等以君之明暗、臣之忠奸去解释历史的陈腐观念中彻底解脱出来，我至今仍深深地感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