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嘉祐、治平间丁母忧时居江宁，读经山中，与蒋山赞元禅师游，亲如兄弟。他问禅门祖师意旨，赞元却不答，再三请教，赞元则告之他有三重般若之障，今生学佛不易，但又有近道之质，经一两辈子就可以纯熟，证得大道。王安石道是愿闻其详。赞元则答曰，受气刚大，世缘深重，以刚大之气加上深重的世缘，必然以一身任天下之大事，怀经世济民之志，如此则只能入世，难以出世。如果不能得君行道，才得其用，则心不能平，有怀才不遇之感，以不平之心持济世之志，则意不能安，不能安静，如何体味佛教一念万年、超越三世的境界？又性格多怒，多怒则多烦恼，此为烦恼障；学问尚理，崇尚理性、注重分别恰恰是所知障。心不能平、性多怒、学问尚理构成学习佛教、获得般若智慧的三重障碍，想马上悟道成佛是不可能的。但不重名利，视之若落发，身无噬欲，自奉如头陀，这又是不可多得的近道之质，只要多读佛经、以教乘加以滋养就可以了。看来赞元禅师认为王安石不适合学禅，鼓励他读佛经、明教理，以此入道，这一说法有无道理暂且不论，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与了解还是切中实际的。
王安石刚正无欲，使得他超出了自身的局限，克服了人性的弱点，从而使自己进入一个真正自由的高级境界，对名利、声色、进退、出入无动于衷，认为穷达、是非、恩怨、人我无关于己。他不愿再为轻于一毛的世间功罪而劳身耗神了，走向自然、回归自我成了他唯一的选择，因此他的辞官归隐就成了一个无法改变的必然归宿。
王安石二次罢相是他自己屡次请求的结果，并非是由于神宗对他恩遇已衰，也不能说是他意志衰退的表现。如果第一次罢相主要是由于受到政治压力，那么第二次罢相则完全是他个人的意愿和主动的选择，而且这一次他是下定了再也不问政事的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再次出山了。
神宗与王安石相知最深，起初神宗很不情愿，但他明白了王安石的心愿之后，决定成全，不再打扰他，这也是他对这位既有能力，又有道德，对他也最为忠心的老臣的报答。
后世俗儒根本不能理解王安石的用心，总是以己度人，以为放着好好的宰相不做，肯定有难以言喻的苦衷，肯定是不得已的，因此捏造了不少故事和流言来解释他们自己心中的疑惑。如谓王安石归山之后，一直希望再次起用，一次神宗派中使前来赐金，王安石初闻大喜，以为将再得用，后来发现只是赐金，于是气急败坏，干脆赌气不受，将黄金转送寺院。又道神宗厌弃王安石，故八年不复召，临终亦以司马光托孤，不用王安石。还称元丰改官制，王安石大吃一惊，认为如许大事不让他知道，肯定是皇帝对他有怨气，于是做诗歌颂元丰，以谄媚神宗，得全性命云云。
此类妄说既不知安石，又不明神宗，更不知二人相知之深、情谊之厚。王安石既然下决心归隐山林，又怎么会期待被再次起用？他要是依恋相位，又何必一再辞职？如果神宗厌弃王安石，又怎么会一再遣使问候，终生恩遇不衰？以神宗与王安石相知之深，知道他这次是彻底下了决心，无论如何也不会再出来了，他又何必打扰一个退职的忠心耿耿的老臣，让他不得安宁？元丰改官制，怎么会跟一个退职的人商量，王安石岂是如此不明事理、气量狭小的人？以王安石的个性，让他谄媚皇帝、以求保身是不可想象的，以为神宗有意加害安石更是痴人说梦，造谣诬蔑。
王安石以自己的忠心和诚意赢得了神宗的理解，使他得以未到耳顺之年即悠游林下，与猿鹤为伍，同山川为伴，自由自在地度过了最后的十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