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同样要受时代的制约，他不可能在当时建立完善的立法、执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制度，更不可能建立现代的民主法治体系，即使他有这些观念的思想萌芽，也不可能明示天下，更无法将之制度化。王安石确实是有民主意识的，他的“道义为重，王公为轻”、“君臣迭为宾主”的观点就体现了道德高于势位的思想。依照这一解释，就不必过分拘泥于君臣关系，谁有理谁就为主，谁无知谁就为宾，道德义理最重要，君臣权位并不是最根本的。在变法前期，王安石就是这样实践这一思想的。他每每以义理辩论折服神宗，必要令神宗服软，体现了君臣平等、互为宾主的理念。然而他没想到的是神宗根本不是心悦诚服，只是暂时隐忍，神宗根本没打算接受他的理念。他只是凭借自己的学识道德实践这一理念，并未将之变成一种制度，因此这种君臣相对平等的关系只是一段时间的临时约定，而且仅限于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等到后来，神宗就以种种借口不再执行这一约定，而王安石则除了请辞之外别无选择。这并不是由于王安石缺乏见识，未及时将其制度化，而是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施这一制度。
历史出现了奇特的悖论，王安石有时不得不以加强皇权来推行民主，以国家兼并来抑制豪强兼并，以保甲制来保证下层百姓的自由和权利，以非学术的手段来推动新学的发展，这些其实是有违他的初衷的，但又不得不如此。
王安石的思想在当时颇有过于超前的意味，不但时人难以理解，即便现代的人也无法完全接受。他以先王之道相标榜，宣扬的却是超越时代的思想，尤其是在经济方面。从种种迹象来看，王安石的抑兼并不仅有主张公平、倡导平等的意味，更有主张自由经济、反对垄断的意图。垄断经济事实上是一种权力经济（或者说是政治经济），是以非经济因素干扰经济的运行，对经济发展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必定是有害的。王安石深知垄断之害，他既反对富豪兼并，也反对国家垄断，因而力主自由贸易。
可惜在王安石的时代，自由经济的社会基础、技术支持和代表力量都远远不足，无法为他的改革提供足够的支持。中小商人和普通消费者缺乏发言权，他们的意见是无法反映上去的，更无法写在历史上。工业也处于一种萌芽状态，农产品的供应不足，商业化程度不高，文化教育更无法变成产业，因而整个社会都无法真正理解自由经济的价值。
青苗法是现代银行的雏形，免役法强化了职业分工，手实法类似于财产申报及实名制，王安石变法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经济措施都相当超前，只是难以适应整个社会的主导经济还是自然经济型的农业这一现实。当然，也不是说超前就不好，工商经济同样需要政策的引导，假如新法能够贯彻下去，也许工商业就会被扶持起来，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商品化，最终完成社会形态的转换。
然而，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旧观念根深蒂固，扭转起来实在太困难了。神宗与王安石希望通过政治手段强制推行新学（这本身就是不可取的），最终达到“化革了人心”的效果，但没有必要的经济基础的支持，这种“化革”也不过是雨过地皮湿，既不能深入，更不可能持久。他们没想到，守旧派同样可以依样画葫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司马光等旧党一上台，就赶紧对新学开刀，以政治手段压制新学。
变法的政治基础不稳，经济基础缺乏，指导思想不一，某些措施失当或操之过急，再加上反对派的力量过于强大，尽管王安石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无法扭转局势，因此他只好急流勇退，回到江宁过上了退隐的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