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并不是一个昏庸可欺的皇帝，他支持变法是有条件、有目的的。对于能够加强皇权的措施他坚决支持，反之则不予理睬。他口口声声代表百姓，仿佛真要与百姓结盟，完全为百姓利益说话，其实不过是以此为借口来限制上层士大夫的特权，将这一部分利益和权力收回并由他来支配。他在前期对王安石几乎言听计从，一是因为王安石的想法与他的想法一致——王安石的举措都是维护皇权的；二是因为他深知王安石的人品和能力，知道他不慕富贵，没有私心；三是因为他本人政治经验不足，自觉在能力上不如王安石，而且当时财权、事权多由大官僚、大富豪把持，没有王安石等人的鼎力相助，他也很难有所作为。
神宗一方面宣称“朕与安石如一人”，非常尊重王安石，也给了他较大的权力；一方面又牢记祖宗告诫，实行“异论相搅”，在朝中一直任用文彦博、冯京等旧党掌管枢密，以对王安石进行限制，又对司马光等人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使之仍然保持影响和地位。王安石权力虽大，却须事事与神宗商量，并无单独任事之权。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月亮虽然非常明亮，其光辉却完全出自太阳。
旧党多攻击王安石专政，其实真正的专政者一直是神宗，只是王安石更多地站在前台而已。王安石二次罢相，固然与他痛失爱子、变法派又遭到分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意识到神宗有独揽大政的意图，对他的信赖有所减弱，而且他与神宗的分歧渐渐显露，变法已经很难再按他预想的方式进行下去了。
神宗在王安石去职之后，尽管仍然在推行新法，但规模已大为缩小，更重要的是指导思想与方式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富国强兵是二人共同的目标，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二人是有分歧的。王安石主张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为主；神宗则强调自下征敛和减少开支。王安石强调集权，但他事实上是以集权为手段，目的则是实现社会公平，并通过公平促进效率；神宗则是以集权为目的，以百姓利益为借口集中权力，将上层士大夫与富豪手中的权力收归中央。王安石主张自由经济，希望通过自由经济调动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使社会财富大幅度增加，使国家真正富裕起来，国富则可以强兵，而这样就需要时间和耐心；神宗则急于求治，他对通过生产和积累富裕起来既信心不足，更缺乏耐心，他主张通过聚敛将财富集中于中央，因而在变法后期他施行的完全是国家垄断经济，以期通过聚敛与垄断使朝廷收入迅速增加，作为强兵之资，以尽快征服西夏，然后图谋辽国，而对这样做带来的严重后果不愿考虑。由于神宗急于有为，急于雪耻，国未真富、兵未真强之时就仓促用兵，而且重用宦官，不信大将，其失败也是必然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