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变法触及了占社会统治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包括变法派本身也是这个阶层的组成部分，因而这场内部革命动力不足，其失败是早晚的事。这也是时代注定的悲剧，王安石和神宗再开明，也不可能让百姓参政议政、走上政治舞台。
由于依赖皇权，王安石只好鼓吹王权至上，只能为君主专制大造舆论，强调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这又无异于饮鸩止渴，虽解一时之急，却留下了极大的副作用，既不符合他济贫弱、抑兼并（皇帝才是最大的兼并者）的初衷，也不合乎他向往原始民主、主张君臣互为宾主的思想。
由于一方面依赖皇权，一方面又担心士大夫阶层的反抗与抵触，就注定了变法只能是借鸡生蛋，是想在专制制度内部孕育出一个公平、自由、富有生机与效率的新制度。在不触动旧体制的前提下创造出新体制，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既然变法既不能触动皇权，又不能改变士大夫的特权地位，这就注定了改革只能在经济领域进行，而无法真正深入到政治领域。诚然，王安石也不是不想在政治上改革，但他只能做一些小打小敲的改良。如改革科举，兴办学校，使得下层士人有了更多的机会，为国家，也为变法派培养了不少人才和后备力量。如改革晋升制度，稍微改变了过去那种按部就班、无灾无难到公卿的旧制，对于中下层官吏确有才能者不次擢用、破格提拔，以才德政绩之优劣予以升降，不再单看年资。如主张高薪养廉，给过去从不发俸禄的胥吏发薪，使之不再专靠贪污为生，设想逐步打破士人与胥吏之间的界限，使干练有才的胥吏同样有升为大臣的机会，提高胥吏的社会地位。同时给中下层官员增发薪俸，使之得以养廉。这些措施无疑都对澄清吏治有利，也提高了官府的行政效率。
然而，这些改革并没有触动专制制度本身，也没能改变等级体制。上层官僚富豪只是在经济利益上受到了一点损失，其政治权力和特权地位并未受到动摇。而且，王安石是打着加强王权的旗号来限制士大夫阶层的某些特权的，这也是他们不敢公然反对的重要原因，同样也是神宗支持变法的条件和前提，因而改革的结果只是将上层享有的某些特权和经济利益收归中央，而不是转移给下层。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使专制制度更加强化了、权力更加集中了，使整个国家对皇帝一人的依赖更加严重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