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肯定会暂时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对于可能会遭遇到特权阶层的反对，王安石和神宗都是有心理准备的，但特权阶层的反抗如此激烈，如此不顾大局，则是变法派始料未及的。
神宗在变法方面有时甚至比王安石还要激进，他很清楚变法的目的就是改变负担不均的现状，增加朝廷收入，而下层负担已经很重，且贫寒已极，没什么油水可刮了，因此目标只能是对准上层富户。在神宗与文彦博的对话中，明确表现出了双方立场的差异。文彦博言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针锋相对：“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便，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段对话十分有趣。神宗明白指出变法的目的就是针对士大夫阶层而不是针对下层百姓，文彦博则也直言不讳地告诫神宗，皇帝只能与士大夫合作，而不能代表百姓。
在抑制兼并方面神宗与王安石一致，但在方式、方法及步骤上则有所差别。神宗似乎急于求治，或者说急于改变朝廷穷困的局面，因而主张对兼并户坚决打击、赶快征敛。王安石则老成持重，他知道这个阶层势力很大，如果过于侵犯其利益，改革的阻力就会非常大，因而主张采取比较和缓的方式，只能渐加限制，不可急躁。
如免役法，神宗对官户减半优待的做法不满，“疑官户取助役钱少”，王安石则耐心劝告，以为“度时之宜，只可如此”，这样阻力较小，能使变法顺利进行，这帮人不是有权，就是有钱，一旦纷纷上告，恐怕皇帝本人也不能不动摇。若皇上果能熟见利害，明示赏罚，使豪滑吏民不敢不服，到那时再加大制裁、兼并的力度，多救济贫弱，就不会有太大困难了。
这场变法事实上是变法派与神宗的结盟，尽管变法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下层的利益，然而正如文彦博所言，由于百姓在专制制度下并无发言权，因而变法派的权力基础事实上就只有皇帝，变法的成败得失也就只能系于神宗一人。
王安石对此非常清楚，因此他在最初就一再试探神宗，看他变法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当他认为神宗的态度比较坚决时，就毅然接受了领导变法的重任。
专制社会皇权当然至上，然而文彦博的话也是一针见血，皇帝无法真的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他不可能与百姓合作，因为他不是民选的“总统”，真正决定皇族命运的还是士大夫阶层，专制制度注定他只能与这一阶层合作。
由于王安石过于相信皇权至上，以为只要有皇帝的支持，就可以无事不办，圣君贤相就足以决定国家的命运，因此对于变法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往往将变法遇到的挫折归因于神宗态度不够坚定，对神宗的困难也缺乏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