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其实就是借这次策问鼓动反对变法。神宗并不愚蠢，识破了司马光的用心，下令“别出策目”，并与王安石商量对策。神宗对外间传言及司马光所总结的“三不足”之说十分反感和气愤，认为这是对朝廷的诬蔑。王安石则想得更深，知道无论承认还是否认“三不足”都会上保守派的当，因而采取了一种明智的折中态度，既不完全承认，又不明白否认。
王安石对“三不足”区别对待，对于“天变不足畏”坚决不承认，因为这是神宗的本意，他不能公开违背。而且所谓“天地与人，了不相关”的极端说法不符合中道，与他当年在《洪范传》中提出的天人关系说也不一致，但事实上他又在多处极力宣扬其精神，以打消神宗的过分迷信和守旧派借此对变法的攻击；对于“人言不足恤”，则一方面强调皇帝是善于纳言的，一方面又说流俗之言不必纳；对于“祖宗不足法”，则干脆直接承认，他指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改变？”
王安石知道，在“三不足”之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对待祖宗之法，这是变法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关键；司马光以古今是否异宜、圣人之言是不是万世不易的真理来总结，也表现出了其政治敏感，可见二人是英雄所见略同，只可惜立场是完全相反的。
王安石明白指出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为变法大造舆论，在这一点上决不能有任何的含糊与动摇，否则就会被保守派抓住不放。至于法制是否合理，主要是看其现实效果，看国家是否繁荣富强，若财用足而国势强，则表明法制完善，不需更张，不然则表明法制不备，虽祖宗之法也非改不可。
为了说明祖宗之法不足守，王安石特举保守派所极为推崇的仁宗为例，提出仁宗也曾“数次修敕”，多有更张。这里王安石其实是偷换概念，仁宗的修改不过是修修补补，最多叫做改良，这是保守派能够承受或者说是愿意接受的。王安石进行的则是相当深入的变革，是保守派无法或者说是不愿接受的。同样是变，但变的程度、方式、目的、效果大不相同，但如此辩论倒也让保守派无话可说。
祖宗之法不足守，不光是为变法大开绿灯，也是思想观念上的一场革命。这一口号是对传统儒家陈腐观念的有力冲击，表明突破了以古今论是非、以时间前后取代价值判断的旧模式，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采取了一种更为合理的辩证态度，强调了创新的意义。这一口号也宣告了一种进步的历史观的产生，即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是永远不变的，更不是步步后退的。虽然不能说王安石是这一历史观的首创者，但至少可以说他是第一个以这一历史观清醒地指导和推进历史发展的大政治家。
王安石认为，变革祖宗之法中不合理的一面不仅是完全合理的，也是后辈应当承担的责任。如果只是因循守旧、一无所为，表面上是尊重祖宗成宪，其实却是不肖子孙，因为未能将祖宗的事业发扬光大，不能光宗耀祖。若只以守成为目标，则连守成都不可能，只能是越来越落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