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儒家的观念中，继承永远是第一位的，只要是古代的，就是正确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至于“父之道”正确与否，则不可深论。因而过于崇古、好古就成为约定俗成的价值观，连王安石变法也必须打着先王之道的旗号。
过于强调继承，主要是由于远古时期民智未开、科学不昌、知识较少，经验积累就成为关键，因而年龄就意味着智慧。尊重长者不光是为了尊重权威，更重要的是尊重智慧与知识，所以强调继承并没有错。然而，强调继承的合理性只能是一时的，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知识越来越丰富的后世，年龄与智慧不一定成正比，创新的重要性渐渐超过了继承，在这种情况下，再片面强调无原则的继承就不再是正确的了。
然而，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特别是在尊重习惯的传统中国社会。到了宋代，越古越好的传统并未被打破，古今判断甚至成了价值判断。王安石初任参政，恨朝中诸公不明义理，一日谓之曰：“君辈坐不读书耳。”讽刺诸公学术不明，是因为用功不勤，读书不多。不料赵抃却道：“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时，有何书可读？”意思是说上古之时无书可读，稷、契等亦不失为圣人，弄得王安石无话可说。这一故事出自《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真假莫辨，邵氏本意不过是说王安石目中无人，藐视同列，而为赵抃所折。其内在的逻辑就是越古越好，古人即使不读书也比用功读书的后人强。
在保守派心目中，祖宗法度是不可变的，只要是变更祖宗法度就是罪名，根本不考虑当变不当变。司马光甚至宣扬一种越变越退步、越变越亡国的奇谈怪论，主张谨守“祖宗之成法”，以“世世相承，无有穷期”。当然，这除了观念上的保守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利益的贪执与自私。保守派之所以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当时的法制对于他们这个阶层最为有利，一旦变得对他们不利，他们就会马上找借口尽改祖宗成法，会抛出什么“以母改子”的歪理，再也不提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旧调了。
司马光在反对变法方面倒表现出了一个清醒的政治家的策略，在熙宁三年主持考试时所拟定的一道“策问”中，他便提出了这三个问题：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意者古今异宜，《诗》、《书》陈迹不可尽信耶？将圣人之言深微高远，非常人所能知，先儒之解或未得其旨耶？愿闻所以辨之。
司马光表面上是让与试者辩论这三个问题，事实已经暗示了答案，谁敢说《诗》、《书》等六经是不可信的陈迹，谁敢不承认圣人之言深微高远？司马光故意将变法派的意图极端化，以此耸动人心，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如果变法派不敢承认“三不足”（即“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变法就失去了理论根据；如果变法派敢于承认经过歪曲的“三不足”，就等于冒天下之大不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