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早就意识到变革会面临巨大的阻力，特别是观念上的交锋会十分激烈，因此他一开始就做好了向流俗开战的准备，并且鼓励神宗不要打退堂鼓，要急流勇进。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春天的一次谈话中，王安石对神宗说：“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
王安石认识到，变法既是国家与垄断阶层之间的利益之争，又是代表自由创造精神的新思想与陈腐、落后、保守的旧思想之间的观念之争，无论是哪一方面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并无调和与回旋的余地。王安石很清楚，敌我双方实力相差十分悬殊。表面看来，革新派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有皇帝坐镇撑腰，有王安石统领中枢，掌握着中央大权。而且王安石的学问在当时无人能及，新派骨干绝大多数都是既有吏才、又明经术的务实的学者，而新学是集诸家之粹的体用合一的经世致用之学，较之于陈旧的儒家学说有明显的优势。其实不然，神宗革新的热情很高，除旧的魄力有限。虽然他是革新派的坚决支持者，但又不能将之完全归属于革新派阵营之中，因为他其实是凌驾于革新派与守旧派之上的调和者、统帅者，而保守派的阵营是极为强大的，除了神宗之外，皇族贵戚绝大多数属于这一阵营，其中更是集中了大多数上层官僚和大地主、大商人，这个阵营有权有势，在政治、经济、舆论上都处于垄断地位；保守派所代表和奉行的旧观念则更是根深蒂固，在这方面其垄断地位比其权力的垄断更加可怕，由于其观念的基础是统治中国思想界已然千年的儒家思想，因此在事实上是很难动摇的。
王安石面对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首先他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是以道胜流俗、以自由胜垄断、以公平胜特权。革新派站在真理与正义一方，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私利，无私者当然无畏。他还意识到，历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中华民族和大宋王朝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紧要关头，如果改革能够顺利进行，能够冲破垄断阶层与陈旧观念的重重阻挠，就会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就会迎来经济初步繁荣的新时代，不仅会实现富国强兵的首要目标，还能完成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脱胎换骨的大变革。反之，如果改革失败，中华民族与大宋王朝就会迅速衰败下去，非但不能发展壮大，恐怕连生存都无法保证。在四夷强盛、国势日衰的情况下，单纯的保守是根本守不住的，只能是迎难而上，知难而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