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最大的缺点也许就是将理想当成现实。假如人人都性善的假设真的不是假设，也许就应当只要王道、不要霸道，只尚德、不尚力，只讲礼治、不要法治。但在现实社会中，对于十恶不赦、不可理喻的坏人讲王道无疑是对牛弹琴，对他们无论怎么教化都不会有用，对这些恶人大讲王道礼教，就等于是纵容犯罪。腐儒（可惜在当时的儒士中占多数）不管现实是否符合他们的理想，只把理想当现实，并且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惊人的固执和自信，因此总是大谈王道德治，对他们的教化能力盲目推崇，不愿承认世上确有化导不了的恶人。
儒家另一个缺点就是重名轻实。既然王道比霸道好听，尚德比尚力高尚，礼治比法治温柔，干脆就对后者羞于道及，仿佛一提刑罚就刻薄寡恩，就会败坏风俗，一谈德教就温柔敦厚。然而他们并不是真的愚蠢到要废弃刑罚，只是要心照不宣，可以做，不能说。这就使儒家显得极其虚伪。如司马光之辈，一方面推崇礼治德教，俨然君子，但对包办婚姻的牺牲者阿云却毫无同情心，非要置其于死地，因为在他们心目中，阿云以妻杀夫，犯了纲常礼教，非要重惩不可，对触犯礼教者不可以礼教化之，这就是腐儒的逻辑，一到事实面前，就足以显出礼教的虚伪与残酷。
王安石则主张二者并重，不可偏废。他缩小了王道与霸道的距离，认为此二者皆是讲仁义礼信，只不过一是发乎内心，自然而行；一是以之为名，示之以仁义礼信而已。在他当政初期，即改变旧制，主动参与刑名。按照旧制，刑事案件只归审刑院、大理寺处置，位在中书省的宰相、副相不加过问，这并不是司法独立，而是表明对刑名不甚重视。在他出面过问刑事案件时，宰相曾公亮不以为然，王安石则据理反驳，认为如果审刑院、大理寺用刑不当，中书就应当过问，不仅中书应当过问，遇到重大案情，众议不决时，中书还应当上奏皇帝，听候圣裁。他主张由帝王亲自过问刑名，表明他对刑名十分重视，也是对腐儒轻蔑法治进行的有力还击。
王安石认为必须直面现实。现实既然是有善有恶，法制就应当有赏有罚。在《尚书新义》中，就有“敢于殄戮，乃以乂民。忍威不可讫，凶德不可忌”之语，主张对民应有恩有威，对坏人该杀就杀，不必忌讳其有凶残之名。这本来是大实话，也是治国应当推行的制度，却被后世儒者大加贬斥，说这有害礼教。是不是道学家当政之后就唯德无刑、民免诛戮了呢？其实不然，明清之世程朱理学大盛，结果更加专制，文字狱大兴，百姓动辄得咎，看来可以做、不能说就是作为封建统治工具的理学的特征。
王安石在法治方面的思想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也大都是合理的，可惜当时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障碍，无法贯彻下去，更不能持久，因而其合理性和进步性无法得到进一步的显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