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同时代的人相比，王安石的思想是十分超前的。当时的思想家李觏虽然也承认佛说“有可爱者”，对佛教并不完全否定，却又囿于狭隘的民族感情，提出“苟不得已，尚不如学老、庄”，这倒不是因为他认为老、庄胜过佛教，而是因为佛教是外来文化。曾巩也提出过类似的主张，认为若不得已，还不如让佛教徒改学老子。这种不以理之是非为是非的保守、封闭、落后的观点正是后来宋徽宗崇奉道教、强迫佛教徒为道士的强横做法的理论依据，也是后世民族主义情结的前导。宋徽宗由崇道而亡国，那么多的祥瑞竟然全是亡国之兆。清政府因闭关锁国而日益落后，最终也没能锁住国门。今天仍有许多人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甚至贴上爱国主义的标签，实际上贩卖的仍然是几千年前的夷夏之防，对于外面的世界总是怀疑、害怕，老怕一开放就会丧失个性，就会受人牵制，其实越是如此，就越容易走向落后，落后就会挨打（不一定非得是武力），最终会日趋衰亡。
王安石的这种超前思想未能得到友辈的认可，后来却在宋神宗那里找到了知音，或者说是他的思想感化了宋神宗。《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二百三十三载有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五月王安石与神宗的一段对话：
安石曰：“……臣观佛书，乃与经合，盖理如此，则虽相去远，其合犹符节也。”
上曰：“佛，西域人，言语则异，道理何缘异？”
安石曰：“臣愚以为：苟合于理，虽鬼神异趣，要无以易。”
上曰：“诚如此。”
王安石认为，佛书与六经理无二致，因为真理本一，不以地域之异而异。这是借用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人性本一，故其理无别，佛虽异域，亦人也。神宗对此完全赞同，借用禅宗习语说明“言语虽别，理则是一”的思想，这也是对王安石之说的解释与发挥。王安石则进一步指出，只要是合理的，莫说出自异域圣贤，即便出自鬼神异类亦不可改。
既然王安石认为夷夏之变、伦常之坏、财利之争皆不足以构成反佛的理由，因此他虽然也说过针对异学的话，却从未公开反对佛教，这在当时以醇儒自命的儒士中是非常罕见的。
王安石对佛教的态度是公正的，措施也是适宜的，既不排斥，也不纵容。这种态度不仅超越了那些盲目反佛的前辈和朋友，也胜过了后世程朱一派的道学家们。王安石主张通过吸收佛教中所包含的合理因素来发展儒家思想，从而使儒学蓬勃发展，宋神宗像最终超越佛教的水平，重新获得统治地位。发展儒学不能靠故步自封，不能靠排斥他派，不能靠贬低他人来抬高自己，只能通过更加积极地开放精神来发展壮大，这是王安石复兴儒学的基本思路和战略方针。靠排斥、贬低他人来显示自己，只能是适得其反，使自己更加落后。可惜王安石的这一思想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当时在他的周围都是一片排佛之声，使他在儒门之中十分孤立，而早年的他又不愿意放弃重振儒学的理想投身佛教，这就使他不得不陷入一种尴尬的局面之中，跋前疐后，进退维谷。
实际上，王安石成为了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道分水岭。在他以前，儒学家大都以拒斥佛教来反佛教，基本是继承韩愈；在他之后，道学家大都以窃取佛教来反佛教，基本上是师承李翱。前期的反佛派虽然偏执、狭隘，但基本上是真诚的，只是效果不佳。后期的道学家则一方面盗用佛教的核心理论，一方面大力批判佛教，虽然效果很好，但这种做法毕竟不光明磊落，违背了一个诚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