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佛的兴起还与古文运动的复兴有关。前文已略述古道与古文的关系。韩愈提倡古文，本身就有排斥佛教的意味。提倡散文，反对骈体文，表面看来与佛教毫无关系，然而讲究声律、对仗的齐梁时代的骈体文事实上与佛教颇有渊源。梵文对声律要求很高，许多佛经本来就是优美的文学作品。佛经一般包含长行（散文）和偈颂（韵文、诗）两种形式，先用长行表述，然后再用诗的形式重述、总结，颇有一唱三叹之妙。有些佛经全篇韵文，极为华美，东晋名僧慧远称其“拟象天乐”，还赞其“穷音声之妙会，极自然之众趣”，其难度与艺术成就是非常高的。佛经对世俗文学的影响很大，中国的平、上、去、入四声就是沈约等人根据佛教带来的印度声律制订的，因此骈体文与佛教的韵文颇有渊源。由此提倡先秦两汉流行的散文，反对骈体文，就不只是单纯的文学运动了，其中包含着思想解放与复古创新的寓意，也有排挤佛教的意味。
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如柳开、穆修、尹洙、欧阳修等大多是佛教的排斥者，看来文与道确实是相应的。与其思想的怪诞诋讪相应，石介主持太学时，还提倡一种流荡猥琐、迂僻险奇的文风，从而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一时士子竞相效法，号称“太学体”。太学体既无古文的平实质朴，又没有骈文的典雅华丽，只以断散拙鄙为高，完全与骈体文唱对台戏，因此并不值得称道。后来同为古文代表作家的欧阳修在主持贡举时冒着风险力辟太学体，终于纠正了这一不良风气。
欧阳修既是古文运动的领袖，又是复兴儒学的先锋。他重振儒学，又不尽废佛教；力倡古文，却又不完全抛骈体。他认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主张文章应以理为是非，而不以形式为是非。这个原则本身是正确的，但他未能把这一原则扩展到思想方面，对佛教仍然抱有一定的偏见。
王安石虽然学无常师，务求自通，但他对欧阳修是非常尊重的。早年王安石便对好友、欧阳修的弟子曾巩说过“非先生（此指欧阳修）无足知我”的话，后来“又蒙文公荐拔，故终生对文公执弟子礼”。正是王安石将这种以理为是非的原则扩展到了一切领域，可以说是对欧阳修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光大。
王安石既以理之是非为是非，自然对佛教并无太多的偏见。站在儒家的立场上，他对佛教应当是有所批评的，但现有的资料还不能作为他在前期对佛教基本上持批评态度的证据。王安石后来有《杭州修广师法喜堂》一诗，其中有“忆初救时勇自许，壮大看俗尤崎岖。丰车肥马载豪杰，少得志愿多忧虞。始知进退各有理，造次未可分贤愚”之句，似说他年轻时勇于救时之弊，颇有以出世退隐为不然之意，长大之后才知世途崎岖，即便是那些丰车肥马、表面上志得意满的豪杰之辈，事实上也是忧虑多于得意，因此悟出进退、儒佛各有其理，不可妄分贤愚。其实纵观全诗，却颇有以出世为贤之意。且先不管王安石晚年的心态如何，单从此诗，就可以推测出当年他确有不赞同佛教之意，至于是否有公然批评佛教的言论，则仍然不得而知。
有人说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一诗中表达了对韩愈反佛不彻底的批评，认为佛教不合人伦，有违正道，这一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全诗如下：
韩君揭阳居，戚嗟与死邻。吕使揭阳去，笑谈面生春。
当复进赵子，诗书相讨论。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