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子推在君主饥饿无奈的流亡途中割股啖君，表现了一种少有的忠诚。此行为不仅解了君主腹中之饥，而且显示了他以君为重、看轻自我，危难时能够以身献君，敢于赴汤蹈火、杀身成仁的忠勇气概。尤其是，重耳当时处在身无地位的贫贱困境中，尚无看得见的复国希望，介子推割股以充其饥，丝毫不包含对尊贵者的承仰，它既出自介子推对一位贵公子沦落困境的同情，也是介子推自认他给君主能够做到的一点奉献。随从重耳流亡的有许多臣子，只有介子推才能做到如此忠勇，在这方面，他是随从臣子中最突出的一位。介子推本人对此可能深信不疑，他认为其他臣子做不到这一点，于是才当仁不让地独自割股啖君。
重耳后来返国为君，十九年流亡之苦出乎意外地得到了报偿，群臣们争功请赏，好不热闹。然而介子推却辞朝归家，后来又入山为隐，即使在晋文公焚山相逼时，宁可焚烧身躯也不愿出见文公一面，做出了一系列让人们难以理解的行为。其实，介子推辞禄焚躯的行为有他的深层心理。
首先，介子推看大了他割股啖君对于重耳的作用。介子推始终认为君主危难时他能做到的事情其他臣子难以做到，他是随亡群臣中突出的一位。晋文公赏功时，他大概料想群臣会推举自己为首功，但群臣各自请赏，并无推举之意，于是心中生出对群臣的鄙薄，这种鄙薄是自他当年独自割股时就有的，那时仅仅鄙薄他们难立大功，而此时的鄙薄变成了对功小争赏者的厌恶。他辞朝归家，不甘与所恶者同列为伍，实是要以自己的辞赏反衬同僚争赏行为的龌龊，借以羞辱同僚，或者想以辞归引起人们对他的注意，让人们重忆和估价他当年割股的功劳，与同僚之功分个高下。
晋文公曾向人明告他论功行赏的原则说：“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复受次赏。”(《史记·晋世家》，并参见《说苑·复恩》)如果介子推割股啖君确为上等之功，那他归家辞赏，以此羞辱同僚或无论怎样，都未尝不可，但按晋文公的论功原则，介子推显然不在上功之列，他的行为自然也没有引起君臣们的注意。晋文公绝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不来申功请赏的流亡之臣，一时疏忽，奖赏中不幸地忘掉了介子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