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这里就成了彭德怀被“监护”的地方,他除了被指定在这里进行“反革命罪行”的“反省”之外,就是经常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带出去,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进行批斗。
彭德怀的伙食和战士们一样,即每天0.45元,每月13.50元。每天的饭菜都由看守的战士送到监室。每顿是一饭一菜一汤。大多是吃窝窝头、炒肉丝、炒白菜和小米稀粥或玉米糊糊。
发工资的日子,监护连的事务长总是拿着工资表来到监房里,叫彭德怀签字。
“你需要买什么日用品吗?”事务长问。
“只要一点洗衣服的肥皂就行了。”彭德怀总是头也不抬地回答。
“生活的营养品呢?”
“不需要。”
“那你剩下的钱怎么办……”
“还按老规矩,除了我每月的生活费和药费,其余的统统交党费。”
此时的彭德怀由于时常被批斗,身体已经明显地受到了损伤,需要营养补充,可是他却没有提出任何的要求,哪怕是只用自己的工资,他也不愿去麻烦别人。他洗脸、擦身、洗脚用的是同一条毛巾,同一只脸盆。那身补了又补的衬衣裤,他始终舍不得换,一有空就拿出针线缝补。
看到这些,听着彭德怀的回答,司务长顿觉鼻头一阵发酸,泪水差点夺眶而出……
即使在如此险恶的情况下,彭德怀的生活仍然很有规律。他每次洗脸时都要洗头,他的洗脸水和室内的用水,一年四季都是冷水。他如同在军营一样,起床后总是自己整理床铺,整理的格式也和战士们一样,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干干净净。
洗漱、叠被完毕,彭德怀照例报告:“我要解个大便。”
“等一等”哨兵回答。
彭德怀哪里知道,关押他们的这座大院的后院,只有一个坐式抽水马桶,被监护的人员都是在起床后才能大小便,大家只能轮流着排队。为了防止他与其他几名“黑帮”见面,不准他们自己去排队大便,而是报告后,由看守的战士替他们去报告排队,叫到谁时谁才能去。这11名“黑帮”,过去都曾是高级干部,加之年龄都比较大了,为了一次大便,每次都弄得他们十分紧张。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
由于刚开始时不让彭德怀看报,可是“九大”召开的具体内容,却是他时刻关心的。于是,彭德怀每天都要叫看守的小战士将窗子打开,听外面广播里播放的会议实况。他虽然身在囚室,却格外关心着国家的命运。
4月28日,彭德怀没有听到广播里播放会议的消息,就在一号监房里不安地走动着。这时,有一名看守的小战士从窗外走过,他立刻走过去,对小战士喊道:“小同志,我有件急事想问你一下。”
小战士停住脚步问道:“你有什么急事?”
彭德怀说:“小同志,党的‘九大’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小战士回答。
彭德怀自言自语地说:“哦,结束了,结束了,要组织我们学习吗?”
小战士说:“这是领导上的事情,我可以将你的想法反映上去。”
彭德怀问道:“政治报告公布了吗?”
小战士答道:“广播电台正播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