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1月25日上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雇凶杀害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开一案作出终审判决，判处上诉人王宝生、武治君死刑，并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将雇凶杀人的王宝生和他雇佣的杀手武治君押赴刑场执行死刑。而参与杀人的其他6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和有期徒刑。在此之前的2004年3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一审判决，王宝生等人不服，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02年9月1日，王宝生雇佣多名歹徒带着手铐冒充警察绑架了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开后，用胶带封住嘴巴、缠满头部，并给李开注射了大量毒品致其昏迷，后将事先准备好的两台大力钳绑在李开身上，抛入京密引水渠中溺死。
不到43岁的厅级高干被绑架杀害的消息，引起了北京广大群众和各个阶层的极大关注。由于牵涉到年轻的高级领导干部，而且作案手段又如此凶残，顿时人心惶惶。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时任公安部部长贾春旺等领导对此案作出重要批示，国家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立即组织精兵强将全力以赴展开侦查。经过66天的艰苦工作，警方在“十六大”即将召开之际抓获了杀人凶手。
令人痛心的是，被害人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开是一位不到43岁的年轻有为的厅级高干。更令人震惊的是，雇凶杀人者王宝生和被害人李开原本是一对亲如兄弟的好朋友，也是李开的直接下属。好朋友为何反目成仇？王宝生又是如何出资55.2万元制造这起轰动京城的绑架杀人案的呢？
惊天血案震动高层，警方出击快速破案
2002年9月1日深夜，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纺织机械厂厂长被3个不明身份的男子劫持。次日，在昌平区京密引水渠发现了李开的尸体。
案件发生后，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向中央企业工委办公厅提交了《关于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被劫持的紧急报告》，中央企业工委随即将情况通报公安部和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时任公安部部长贾春旺等领导对此案作出重要批示。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吉林同志和北京市公安局主要领导亲临现场了解情况，并要求刑侦部门尽快破案。北京市刑侦总队总队长王军、副总队长张毅和大案支队支队长亲自坐镇现场指挥破案。刑侦总队大案支队会同朝阳、昌平分局成立专案组对此案进行侦查。
专案组对本案的相关情况经多次研究分析后，认为犯罪动机可能是因为矛盾冲突引发的劫持、报复杀人，但也不排除贪财性质的绑架；犯罪嫌疑人的劫持和杀人行为应是受他人指使的雇佣犯罪；结合李开胃部情况分析，从李开被劫持后到被杀害抛尸的这段时间内，应有长距离转移等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回旋的情节；从劫持现场看，犯罪嫌疑人熟悉现场环境、被害人活动规律，采用冒充警察的欺骗手段，是经过预谋的绑架；从抛尸现场分析，犯罪嫌疑人对抛尸的地点选择不是随机的，而是有一定主观取向。从李开身上绑着的大力钳来看，犯罪嫌疑人在作案过程中，有条件接触使用大力钳和铁丝等物品。
经过对李开被劫持现场周边的住户、小区保安、商户等进行走访，专案组基本确定了3名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交通工具。
根据案情分析，专案组利用人像组合技术，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模拟画像，下发全市，并立即在北京市电视台主办的《法制进行时》节目公开，大面积查找可疑人员。同时，专案组组织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中层以上干部召开动员会，公布案情，要求单位方面积极提供李开生前的社会交往、与他人的矛盾纠纷等情况，寻找因果关系和作案因素。
经过全面了解，专案组发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职工武治国曾受过公安机关的处理，其弟弟武治君曾两次被劳教和判刑，在新疆石河子劳改后释放。专案组遂围绕武治君展开工作，发现武治君在2002年9月1日案发前后，与一名叫胡国杰的人联系频繁，而这个胡国杰的照片与犯罪嫌疑人的画像极为相近。同时，专案组在调查中发现胡国杰与另一男子联系反常，而这名男子的相貌也与犯罪嫌疑人的画像相似。
2002年11月6日，专案组决定对武治国、武治君和胡国杰进行正面审查。在突审中胡国杰初步供称：2002年8月底，武治君称有一个追账的活，对方给3万元，武治君要胡国杰找两个帮手一起“逮人”。胡国杰随即找来了两个帮手，3人在武治君指点下多次到李开的居住地“踩道”。2002年9月1日晚上23时许，胡国杰等3人将来绑架后转交给武治君后打车回家。
武治君在突审时供述说：2002年8月下旬，他的哥哥武治国要武治君找人把李开“办了”，称事后给钱。武治君答应后找到曾经入狱20年的董国兴，他们多次在李开的居住地守候但没有得手。后来武治君提供了手铐、汽车等工具并出资3万元雇佣胡国杰等人将李开劫持后，在望京小区附近交给自己和董国兴。由于李开吵闹，武治君用胶带将李开的嘴粘住后，又在李开右大腿上注射了一针海洛因，其后与董国兴一起在李开背部用铁丝绑上2台大力钳，抛入京密引水渠内。
武治君的哥哥武治国供述说：2002年6月的一天，他的合伙人芦文林找到自己说，芦文林的朋友、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机械厂供应科科长王宝生因李开准备撤换王宝生的问题，王宝生想出钱把李开“干了”。之后，武治国找弟弟武治君把李开“做掉”，武治君答应了。武治君等人杀死李开后，武治国先后从芦文林那里拿了16万元，给武治君12万元。
根据胡国杰、武治君和武治国的供述，专案组密捕了芦文林。2002年11月8日，公安人员在苏州逮捕了出资55.2万元杀害上司的王宝生。经过突审，此案大白于天下。
兄弟同心，互相鼓励干事业
2003年1月16日，一个阴冷的三九天，北京市朝阳区延静里中街3号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化纤机械厂的门前，数百名悲痛欲绝的工人长时间自发地伫立在寒风中。离别了4个月的李开随着一曲《回家》那充满眷恋的旋律，再一次回到他工作和战斗过的沃土，回到他朝夕相伴的职工身边。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站，他要看一看他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岗位，再看一看他志同道合、亲如手足的同事。他看到了那一双双红肿的泪眼，听到了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哭喊。李开走了，让这么多的人怀念，是因为他的去世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近500名各界人士参加了李开的遗体告别仪式，这其中有他的很多同事和好友，但有一个好朋友没有到场与李开告别，他叫王宝生，李开的直接下属和尽人皆知的左膀右臂。此时，王宝生正在公安局的审讯室里，讲述着他与李开的恩恩怨怨，供述着他对李开由同事到朋友、由佩服到仇视，直到出资55.2万元杀害自己曾经的好友与顶头上司的心路历程。
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即使在警方拘捕了王宝生之后，熟悉王宝生的人仍然不相信他会雇凶杀人。就在不久前，当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的领导在机械厂中层干部会议上宣布副院长被绑架杀害的消息时，王宝生伤心欲绝的哭声让在场的人记忆犹新，那种伤心绝对不是伪装出来的。而且，王宝生人缘很好，在很多人眼里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甚至在他因涉嫌杀害李开被抓获之后，在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机械厂向警方提供的王宝生工作表现中，还提到“厂内对王宝生比较了解并与他共事多年的同志认为：王宝生对工作认真负责，关心群众生活，要求自己比较严格，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业务能力，在工作中虽然发一些牢骚，但都能以大局为重，按厂里的要求完成任务”。甚至王宝生在全厂2001年度评比中，以得分最高名列全厂56名中层干部第一名。
王宝生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工人家庭，中学毕业后入伍到东海舰队服役，在部队期间入党并多次立功受奖。1976年，王宝生从部队复员后到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下属的机械厂当了一名电工。在工作中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生活中乐于助人，尤其在人际交往中真诚朴实，加上多年部队生活养成的军人素质，使他很快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虽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电工，但却受到全厂上下的一致赞扬，周围的人们也都愿意跟他交往。由于王宝生的出色表现，1984年他被调入到很多人认为是肥缺的机械厂供应科担任采购员，并成为聘用制干部。
几乎在王宝生担任供应科采购员的同时，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李开调入机械厂技术科担任助理工程师。因为供应科和技术科是紧密协作的业务单位，工作关系使两人开始熟悉起来，加上两人的性格都比较直率，他们很快成为了好朋友。那时候，比李开大6岁的王宝生对机械厂的各个环节都比较熟悉，对刚刚进厂的李开也非常照顾，李开非常尊重地称王宝生为“王哥”，而王宝生对这个年轻有为的小老弟也呵护有加。因为李开是从河南上完大学后分配到北京工作的，在人地生疏的北京并没有什么亲友，王宝生对李开的关心让他感到兄长般的温暖。工休之余，两个有抱负的年轻人几乎无话不谈。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人生，谈论工厂发展大计，相互鼓励着干好本职工作。
1985年7月，年仅26岁的李开被任命为三金车间副主任。作为朋友和老大哥，王宝生虽然感到一丝落寞失意，但依然真诚地为李开的进步感到高兴。那天晚上，为了庆祝李开荣升，很少喝酒的王宝生喝了很多酒。趁着酒劲儿，他搂着李开的脖子说：“老弟，你比老哥有出息，以后你当了大官可别忘了老哥啊！”而李开也非常真诚地对王宝生说：“王哥，咱们俩是好朋友，多谢你这几年对我的帮助，我坚信你是最棒的，凭你的素质肯定会成功的，你一定会比我强。”
确如李开所言，在工作中兢兢业业的王宝生很快受到了领导的重用。1990年6月，李开和王宝生的名字同时出现在一张中层干部的任命书上：王宝生被任命为供应科副科长，李开被任命为检验科副科长。他们两人都是机械厂的中坚力量，从此，这两个在单位里都担任要职的好朋友的感情越来越密切了。如果按照这个轨迹走下去，无论生活还是工作，他们都会前途无量。
然而，命运似乎很青睐李开，1990年年底，只当了半年副科长的李开被任命为检验科科长并成为厂里的主要后备干部。1992年9月，年仅33岁的李开就坐火箭一样成为机械厂最年轻的副厂长，分管着包括供应科在内的生产技术部门。而王宝生的职务却原地踏步，依然是供应科副科长。
对于李开的荣升，虽然王宝生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这点小小的嫉妒并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和工作。尤其是李开分管供应科之后，随着工作交往的日益增多，两个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这个期间，王宝生和李开分别都成了家，他们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朋友感情也渗透到两个家庭中。他们两家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只要有时间就会一起相约外出吃饭、聚会，这种同事加兄弟之间的交往被别人羡慕得要死。
李开是个事业型的男人，尤其是担任副厂长后，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本职工作中。为了推销本厂的产品，他经常到外地出差，即使在单位工作也比较忙，经常在单位值班、加班，有时候十天半月都回不了一趟家。自从李开担任副厂长以后，家中很少看到他的影子，孩子几乎就见不到他，周末和节假日也是这样。李开家中多年养成的习惯是哪天李开在家，哪天就是他们家的节日。李开心里除了工作，好像再也装不下别的东西，甚至孩子过生日时，李开会茫然的问：“孩子几岁了？”
每到这个时候，李开家里的事情都由老大哥王宝生帮着打理。李开到外地出差，每到周末的时候，王宝生都会开着车拉上李开的爱人和孩子到香山、颐和园等风景点去玩。甚至李开的儿子过生日时，为孩子购买生日蛋糕并为孩子唱生日快乐歌的都是王宝生。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的家属区主要集中在朝阳区的中纺里宿舍区，李开在生活上非常谨慎，甚至担任副院长以后，还一直住在中纺院的筒子楼宿舍。王宝生家住得也不太远，加上工作的关系，他们接触就比较多，不管是李开还是王宝生跟朋友到外面去应酬，都时常叫上对方一起去。而大多时候，王宝生下班的时候也经常约李开一起回家。时间久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近。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很多私车。李开当了副厂长之后，虽然单位里给他配了车，但他很少用于私事。王宝生开的是一辆面包车，他对顶头上司李开的事情非常殷勤，只要李开家有什么事情，用不着李开打招呼，王宝生肯定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出现。那个时候，王宝生的面包车是李开的家人乘坐的最多的车辆。后来李开的爱人觉得不好意思总是给王宝生添麻烦，就对李开说：“以后咱们别老给王大哥添麻烦了，人家家里也有很多自己的事情，再说，王大哥老拉着我和孩子去逛公园下馆子，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再说，还不知道别人在背后说什么哪。”
对此，李开还开玩笑对妻子说：“你这个人还这么胡思乱想啊，王哥是我的好朋友，又是同事，人家的好心好意咱们怎么好拒绝哪？”
在工作中，王宝生成了李开的左膀右臂
李开是一个在人际交往中非常谨慎的人，虽然很多人对王宝生有所微辞，说他善于溜须拍马、走上层路线，这些话传到李开的耳朵里，他只是一笑了之。李开之所以与王宝生成为好朋友，除了王宝生众所周知的好人缘和在工作中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还有一件事让李开感受到王宝生的侠肝义胆。
那是一次意外的人生变故，机械厂的一名职工家属在家中上吊自杀，舌头伸出了很长，样子非常吓人。消息传出后，很多人在这个职工家的楼下围观，但没有一个人敢靠前搭把手帮帮忙。当天恰巧这名职工的家人都不在家，其他的亲友也无法联系，很多围观的人都怕接触死人沾上了晦气，远远看着不肯上前，在场的一些领导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才好，场面一时难以控制。正在这时候，闻讯赶来的王宝生二话没说，拨开人群走进那个平时与他根本没有什么交往的职工家中，手脚麻利地为那位职工家属处理了后事。之后又跑前跑后，尽心竭力地帮助人家处理善后事宜。王宝生的这一举动，一时在厂里成为美谈，使他赢得了很多称赞，也使出差回来听说此事的李开对王宝生增添了一份尊重。
李开愿意与王宝生交往，除了感情上走得比较近，李开更看重的是他们之间工作上的配合。作为工厂的供应部门，全厂的原材料和部分加工业务都离不开王宝生负责的这个部门。而且王宝生在与客户和供应商的交往中，一直谨慎有加，一是他不跟有求于自己的客户吃饭，二是即使偶尔在一起吃饭也决不喝酒，甚至连香烟都不抽别人的，在多年的工作中没有给人留下什么把柄。有人说王宝生狡猾，但王宝生笑笑说：“这不是狡猾，是一个供应科科长应有的谨慎，即使我没有照顾别人，但如果我因为跟材料供应商吃了一顿饭，别人就会说三道四，就会影响工作。”对于王宝生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李开是非常欣赏的，觉得他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
1995年9月，李开接任机械厂厂长职务时，厂内资金异常紧张，职工工资难以保障，各项工作面临着严峻挑战。厂里第四季度还没有订单，当时全厂一个月的工资需要60万元，而厂财务账户上只有10万元流动资金。面对市场萧条、企业面临停产的困难，李开知难而进，勇于开拓，大胆创新，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工作。他亲自带队跑市场，视用户为上帝，学习海尔的先进经验，实行星级服务，从一点一滴做起，努力开拓市场。为了让企业跟上时代的步伐，李开在企业内部引进竞争机制，实行干部按能力能上能下、工资按贡献能升能降，分配政策向技术开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生产一线人员倾斜，努力开发生产顺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先后开发了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达七、八十项之多，使企业的综合竞争能力大大提高。2000年3月，由于李开的出色业绩，年仅41岁的李开被任命为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机械厂厂长，享受副厅级待遇。
2002年初，李开带头开发研制的“全自动换筒卷绕头”投放市场以后，打破了外国公司对中国化纤成套设备市场几十年的垄断，为中国的民族工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李开为此深感自豪，他说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在这个行业，用自己的手，让中国人挺起腰杆。
在企业迅速发展过程中，李开的一些改革措施对一些竞争对手构成了威胁，几年来，有哭的、有闹的，有当众拎刀的、有背后诬告的，有当面威胁的、有扬言恐吓的。有些个体老板也曾扬言要花钱雇黑社会报复李开,甚至有人拿着菜刀跑到李开的办公室里闹事。对此，他笑着对来恐吓自己的人说：“我这个副院长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杀人要偿命，你的万贯家产你舍得下吗？”对他人的恐吓李开毫不畏惧，但李开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对自己下手的竟然是自己尊敬的老大哥和最信任的下属。
每当机械厂的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之时，高兴之余，李开也不无顾虑。有时候他和王宝生等一些至交好友闲聊时说：“机械厂发展太快了，对企业和职工来说是好件事，对我个人未必会好……后如果有事，请替我照顾家人。”
王宝生问他：“你这么拼命工作图的是什么？要为自己这么干到哪里不发大财。”但李开总是平淡地说：“人活着不过是四两饭一张床，不能把金钱看的那么重。”
在李开大刀阔斧锐意改革期间，作为原材料供应的主要部门的负责人，王宝生一直是李开的得力助手和左膀右臂，无论厂里需要什么材料设备，王宝生总是在第一时间以最快的速度组织好货源。北上沈阳，南下贵州，只要厂里安排王宝生出差，他二话不说，提起简单的行李就赶赴目的地。对此，李开看在眼里，喜在心上，觉得王宝生这个老大哥无论从能力和人品上都是值得信赖的人。尽管有人私下里提醒李开说王宝生手中掌握着全厂的供应大权，每年从他手里花出去的钱有几亿元，王宝生难免不为自己谋一些私利，甚至有人直接提醒李开说王宝生跟厂外一些为本厂加工零部件的个体老板有超出寻常的交往，让李开注意一下王宝生。李开仍然以大局为重，在1999年机械厂进入了良性发展阶段后，毅然提议王宝生担任供应科科长的职务。后来考虑到王宝生年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为了支持王宝生的工作，更好地开展供应科的业务，李开又安排自己的秘书王卫平担任了王宝生的副手，协助王宝生工作。
利令智昏，老大哥拜金走上犯罪路
王宝生虽然当了科长，但他心里并不舒服，一是他觉得自己的能力强，这个供应科长早该是自己的了，二是他觉得李开把王卫平安排到自己身边是来监视自己的，而且王卫平年轻有为，比自己更受李开的欣赏。王宝生已经年近50岁，身边有这么一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做副手，下一步的工作成绩肯定比自己强，即使自己在厂里继续干出多大成绩，也很难有什么政治前途了，所以，为了王卫平当副科长的事情，他在心里窝了一把火。他经常想，既然自己的政治前途不看好，不如趁自己有权的时候多赚一点钱。
对李开的不满，刚开始的时候王宝生并没有表现出来。担任供应科科长职务后，他表现得更加勤勉尽责，积极地配合李开的工作。尤其是李开带头开发研制的“半自动卷绕头”成功后，以其填补国内空白的优势，为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商机，成为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2000年，半自动卷绕头投入市场以后，企业销售额由1999年的1.9亿元猛增到2000年的4.4亿元，实现了年增幅度130%的飞跃。这其中也浸透着王宝生的汗马功劳，很多零部件都是王宝生亲自采购来的，其中就有卷绕头需要的连体轴承，王宝生的进货价比从国外购买每根节省了将近4000元，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但谁也没有想到，王宝生购进的连体轴承中还隐藏着许多猫腻。
以前这种轴承完全靠从德国进口，每件连体轴承价格在5000元左右。2000年贵州安顺虹山轴承研究所研发了这种轴承，价格就便宜了许多，每根轴承价格在1350元左右。刚开始的时候，轴承的进货业务由王宝生手下的一个业务员具体负责，是与供应科副科长王卫平签订的合同。后来王宝生通过核算后了解到1350元的价格仍然偏高，发现里面的巨大利益后，他就以价格太高踢开了同事，亲自跑到贵州去将价格压到1100元，后来他又直接找到加工轴承的工厂将价格压到了450元，并以这个价格进货到自己妹妹担任法人的家族公司，然后加价转卖给机械厂。从2000年开始到王宝生被拘捕，机械厂从贵州共进了4000根连体轴承。王宝生既在李开那里得到了信任，又从中获得了不少个人利益。
由于王宝生从贵州进的轴承价格低，差不多是一根轴承的价格购买2根轴承，他就到好朋友芦文林那里开增值税发票，以此逃避税款。
作为中国化纤机械生产的龙头企业，机械厂的职工不过500多人，很多零部件都靠协作单位加工，因此，一些依附于机械厂生存的小加工厂应运而生，这其中就有与王宝生熟悉的北京鑫特金属结构机械厂厂长芦文林，他与几个朋友合股开办了一个公司，做机械加工生意。芦文林这个公司的合作伙伴中，还包括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国际贸易部业务员武治国。武治国从1980年开始就在机械厂工作，非常熟悉化纤机械行业，也经常从厂里拉一点加工的活给芦文林做，从中赚取一点好处费，所以他与芦文林是很好的朋友。但王宝生与武治国虽然在一个单位，却没有什么私交。
这些依附于机械厂的公司和加工企业，几乎都靠着机械厂生存，所以他们为了揽到一点加工业务，首先要跟王宝生这个“财神爷”搞好关系。1999年夏天，王宝生和芦文林因为做刹车片的生意相识后，由于两人谈得来，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然，对于相互利用的这种关系，他们都心知肚明。在他们之间的很多业务来往中，王宝生给芦文林一些赚钱的机会是不言而喻的。
但芦文林他们有时候实在不给王宝生争脸。2001年春节前，芦文林承揽加工的一批刹车片质量不合格，一上车就冒烟。李开得知后，狠狠批评了王宝生一顿，并责成他尽快处理此事。王宝生慌忙把芦文林找来商量对策，最后只好更换刹车片了事。
在多年与加工企业的交往中，王宝生成为化纤机械行业的行家里手，任何一件采购的产品他都能够精确算出其中的利润，所以王宝生最明白这其中的利润是多么巨大。每年机械厂经王宝生的手花出去的资金有2亿元，即使加工企业只赚取5％的利润，这个数额也是巨大的。
2001年年初，王宝生的妹妹和弟媳妇先后从工厂下岗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一下子成了问题。王宝生先后帮助她们找了几份工作都不如意，生活一下子没了着落，全家人都心急如焚。后来妹妹说：“你们厂每年从你手里花出去那么多钱购买材料，买谁的都是买，你要是随便漏一点，我们全家都能吃香的喝辣的，你别那么死心眼了。”在亲友们的劝说下，王宝生动心了。为了帮助妹妹，2001年4月，王宝生以妹妹的名义注册了北京乾显商贸有限公司，公司地址就在机械厂的对面，主要经营机电配件。尽管公司的法人是王宝生的妹妹，但实际的老板却是王宝生，公司的客户都是王宝生所在单位的客户进行商务往来。
有意思的是，王宝生所在的机械厂供应科根据纺织部的要求对外改为物资公司，供应科对外的称谓是天显公司，而妹妹的公司叫做乾显公司。王宝生以乾显公司的名字注册，目的就是以谐音混淆，让原来机械厂的客户以为王宝生仍然是以机械厂的天显公司在与自己交易。实际上，这两个公司都由王宝生一手操纵，他充当法人的妹妹在公司里只负责收货发货。
王宝生以乾显公司和天显公司作为平台进行着暗箱操作。他以乾显公司的名义低价购进各种机械零部件后，再高价卖给天显公司，从中赚取差价。同时，王宝生再以乾显公司的名义向天显公司低价购进机械厂的产品，然后高价卖到外地的化纤企业。
王宝生大权在握，自然有很多人巴结他，他的好朋友芦文林也是其中一个。2000年春节后，芦文林来找王宝生给他找点活干，王宝生说最近没有什么活。芦文林说：“实在没有活，我可以帮你开增值税发票，可以帮你倒现金，你只要给我20％的税款就可以。”但王宝生还是没有立即答应他，他只好怏怏地走了。
但王宝生没有忘记芦文林的话，之后不久，王宝生跟一些小公司做生意时，因为用现金购买价格便宜，他便以现金低价购进产品零部件到他自己的乾显公司，再加价卖给天显公司，从中赚取差价。他再找芦文林帮着开具高额增值税发票，每次王宝生都给芦文林超过20％的好处费。前前后后，王宝生找芦文林开了七八十万元的增值税发票。而芦文林的刹车片厂是国家减免税的福利企业，税率低，他可以从中赚取国家给其低税率与正常税率间的差价。王宝生拿着发票下账后，领出钱来再继续低价购买配件，如此循环，他从中赚了不少钱。
财路被掐断，他对李开的不满变成了仇恨
无风不起浪，已经不止一个人提醒过李开要注意王宝生了。王宝生在经营中的所作所为，也很快传到李开那里。刚开始的时候，李开还不相信，后来通过核算价格，发现通过王宝生进货的连体轴承价格偏高。不管王宝生有没有从中做手脚，李开决定跟王宝生好好谈一谈。但王宝生一口咬定他绝对没有从中牟利，同时满是委屈地表示连体轴承的业务他不干了。他信誓旦旦地对李开说：“我是你提拔起来的，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你和机械厂的事情。”
虽然王宝生矢口否认，但李开还是有疑虑，毕竟王宝生的进货价格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李开跟王宝生谈完后，觉得他根本没有悔改的意思，为了机械厂的利益，也为了阻止那些对王宝生不利的传言，机械厂就此还专门经过公开招标，把连体轴承的业务给了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下属的一家公司做。这样一下子就掐断了王宝生的财路，他从此恨上了李开。
自从连体轴承的事情之后，王宝生在内心里对李开越来越疏远了，但表面上还是一如既往，毕竟李开是单位的一把手，王宝生不敢轻易得罪。而李开渐渐地就把这种不愉快忘到脑后，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了。毕竟，在李开的心目中王宝生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他不愿意相信王宝生会做出对不起自己和机械厂的事情。
在机械厂的经营过程中，一些客户欠了机械厂很多债务，后来，为了填补王宝生的业务空缺，李开就安排王宝生具体负责追债和赔款的业务，这在王宝生眼里是“缺德带冒烟”的事情，他觉得李开太霸道了，断了自己的财路不说，还让自己去得罪人，因此对李开的不满变成了仇恨。
同时，王卫平担任供应科副科长之后，负责了供应科的很多工作。这其中就有很多王宝生认为油水比较大的业务，所以他认为李开是在有意架空自己。加上王卫平年轻有为，王宝生更认为李开把王卫平安插在自己身边是监督自己继而取代自己，尤其是李开安排自己去干出力不讨好的追债业务，更让王宝生坚定了这个猜疑。
前途的渺茫如同给王宝生泼了一盆冷水，如果他就此收敛，回到本来的生活和工作轨迹上，他在经济上的一些不轨行为，也许仅仅是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也永远不会有人揭露出来。但恰恰是王宝生心中有鬼，面临着可能出现的政治和经济欲望的丧失，他却对这两种欲望越来越依赖，甚至呈现出一种变态的行为。
为了试探李开的真实意图，王宝生在不同的场合说过李开要拿下自己让王卫平当科长的话。王宝生想，这些话肯定会传到李开的耳朵里，如果李开找自己谈话，说明这些传言不是李开的意图，那么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假如李开沉默的话，自己的担心就是真实的。这些话由王宝生说出去，很快在厂里传得沸沸扬扬，之后再传回王宝生的耳朵里，越传越邪乎。而李开却一直没有找王宝生谈话，这让王宝生感到自己的位置岌岌可危，加上自己以乾显公司倒卖连体轴承、虚开增值税发票等问题一旦败露，必将承担刑事责任，做贼心虚的王宝生越来越害怕了。
心怀鬼胎的王宝生被自己制造的传言吓坏了，本来性格中就有些懦弱的他，精神上支撑不住了。白天忙了一天的工作，晚上回到家，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便会萦绕在他的心头。每每此时，独对孤灯的王宝生就特别渴望李开能够打个电话来安慰一下自己，哪怕是聊聊天也好。可是，李开却一直没有给王宝生打过电话。
有很多次，王宝生想给李开打电话谈谈，有时候想到李开的办公室里，像以前一样推心置腹地谈谈各自的想法，但他无数次都欲言又止。有时候到了李开的办公室门口，敲门的手一次次举起又一次次地放下，他担心谈话之后会加快自己倒霉的步伐。随着时间的推移，王宝生心里充满了莫名的失落和悲哀。
尽管王宝生在2001年度考核中名列中层干部第一名，李开也在全厂大会上公开表扬了他，但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想到自己下一步可能被拿下的后果，王宝生难过得都想大哭一场。
而在这个期间，王卫平和李开的接触越来越多。王卫平有时候当着王宝生的面，打电话跟李开汇报工作，而李开安排工作的时候，也大多找王卫平而不找自己，更让王宝生心里总不是个滋味。
其实，王宝生自己散布出来的传言李开根本就没有听到，虽然王宝生的一些做法让他越来越不满意，但李开并没有撤换王宝生的意思。而且王宝生清偿债务的工作不利时，李开还像以前一样该批就批，该提醒还提醒。李开不但在私下场合狠狠批评过王宝生，还在中层干部会议上点名批评了他。以前每次李开批评王宝生时，王宝生觉得领导眼里有自己，还有一丝丝得意，而现在王宝生却变得如坐针毡，加上自己追债工作不但没有什么进展，还与客户产生了更多的纠纷，这更使王宝生疑心疑鬼。那段时间里，心怀鬼胎的王宝生夜不能寐，他以为李开是有意在找茬，他越想越害怕。
2002年2月，机械厂进行人事调整，李开以业务不佳为由，免去了机械厂一位主要干部的职务，准备调往郊区担任新建工厂的副总指挥。那位干部不愿意去任职而提出退休，经李开同意后办理了内退手续，这件事情更使王宝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觉得下一个撤换的对象就是自己了。更让王宝生证实了自己猜测的是，在那位中层干部退休之后的2002年6月，李开找王宝生谈话，让他去担任新建工厂的副总指挥，使王宝生顿感如肉在砧。
担任新建工厂的副总指挥，在职务上要比王宝生现在的位置高，李开实际上是在重用王宝生。但王宝生可不这么想，他觉得到郊区去任职，辛苦不说，而且在经济上的损失是巨大的，他多年精心编织的关系网会随着自己的调离而解体，因此他认定这次安排自己当副总指挥是李开要拿下自己的前兆。虽然现在只是李开找他谈话，还没有下正式文件，但谈话之后这个正式文件会很快下达。如果自己被撤职或者调离，无论是政治前途还是经济欲望都无从谈起。这一切都是因为李开，王宝生越想越恼火，越想越后怕，一旦自己下了台，自己的家庭、名声、事业都完了……王宝生陷入无边无际的困惑中。王宝生想，自己的一切都掌握在李开的手中，如果不除掉李开，自己就全完了。
谋杀上司，王宝生出资55万元雇佣凶手
正在王宝生为如何保住自己的位置想办法除掉李开的时候，一件小事情加快了王宝生犯罪的步伐。由于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内部进一步控制成本、节约挖潜势在必行。2002年8月初，一位销售人员打电话向李开汇报说，在一个重要项目投标过程中机械厂没能中标,主要原因是机械厂的卷绕头价格降不下来，造成企业竞争失利。李开对此也心急如焚，在对制造卷绕头的所有环节进行衡量之后，李开明确提出进行内部挖潜，下一步降低成本要从供应采购入手。此举再一次惹怒了王宝生，致使他铤而走险。
王宝生像只被关进铁笼里的老虎，他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
就在王宝生在办公室里生闷气的时候，他的好哥们芦文林也气急败坏地来找王宝生。一进门芦文林就发牢骚说：“王哥，你也太不仗义了，这么长时间都不给我活干，你想让我那几个哥们喝西北风啊！”
王宝生正没处撒气，见芦文林这样说，他也没好气地说：“以后你连西北风都喝不上了，我这个供应科科长马上要被李开拿下了，以后你干脆把厂子关了吧？”
芦文林忙问原由，王宝生就把李开准备安排王卫平当科长，让自己当副总指挥的事情合盘托出。说完之后他咬牙切齿地说：“李开这人太坏，太霸道，惹急了老子找人把他办了。”
听王宝生这样说，为了博得他的欢心，芦文林拍起了胸脯：“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我手头上有一帮子小兄弟，专门干这个的，绝对没问题。”
王宝生原本也只是口头上说说气话而已，但在芦文林满口答应下来之后，他觉得，即使不杀李开，找人收拾一下他，起码打得他几个月上不了班，他就不会拿下自己。这样一想，王宝生也就坦然了。所以，当芦文林提出雇佣杀手需要10万元时，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过了几天，王宝生把10万元现金用报纸包好，给芦文林打了个电话，芦文林开车来到机械厂，王宝生把现金从车窗外将钱扔给芦文林，两人什么话也没说，互相心领神会地对视了一眼，芦文林开车一溜烟走了。
芦文林果然没有失约，不久之后，芦文林约见了王宝生，他说：“人已经找好了，并且已经盯上了李开，只要有机会就下手。”
这时候王宝生表现处少有的果断，他恨恨地说：“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他做掉省心。”
王宝生并没有问芦文林找的是什么人。其实，芦文林找的人王宝生并不陌生，就是他在机械厂的同事武治国，而武治国是芦文林的合伙人。芦文林也是在聊天的时候对武治国说起王宝生想出钱找人收拾李开的，平时对李开不满的武治国一听有钱可赚，立即想到了自己无业的弟弟武治君，武治君曾经先后因打架和抢劫两次被劳教和判刑，出狱后成天跟一帮狱友混在一起，也没有什么正经事情做，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个赚钱的机会还是留给弟弟吧。
2002年8月初，武治国找到弟弟武治君说:“我们厂有个人挺孙子的,有人想出钱找人收拾他一下。”
武治君也没在意，随口问:“是谁啊?”
“李开。”武治国淡淡地说。
“这人我认识，挺有能力的一个人，他不是你们中纺院的副院长吗？他怎么惹你了？”
“别问那么多了，你办不办吧？你要干，人家马上就给钱。”
“办！你就别管了，我去找人办。”
两天后，武治君找到了他在新疆一起服刑的狱友董国兴。这个董国兴1984年3月因犯流氓罪、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在新疆的监狱里呆了18年，2002年1月11日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长期的监狱生活并没有改变他的人生态度，却把他变成了一个亡命徒。出狱后他无所事事，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他一听武治君说可以有钱赚，立即答应了下来。两人一起到李开居住的中纺里宿舍区去踩点，但都因为李开到外地出差没有等到。
就在武治君准备向李开下手的时候，他的哥哥武治国告诉芦文林找到人了，芦文林当着他面给王宝生打电话，在电话里王宝生说：“干脆把李开做掉就省心了！”王宝生的想法很快通过武治国转达给了武治君。2002年8月17日，芦文林从王宝生处拿的10万元“杀人经费”中，拿出1万元给武治国转交给了武治君。
拿到钱的武治君加快了他杀害李开的步伐,他跟董国兴这两个很有经验的狱友密谋一番，一个杀人计划很快出笼了……武治君因为跟李开认识，担心自己亲自去绑架被别人认出来，他们决定找几个人先把李开绑架后，到郊区杀害抛尸。为此，武治君准备了轿车、手铐、铁丝和封嘴巴用的胶带，甚至连杀人后将李开沉入水底的大力钳也准备了2台。
一切准备停当之后，武治君找到了平时游手好闲的小哥们胡国杰说:“你找几个哥们帮我逮个人去,只要把欠钱的人绑上车就行，那人欠了我朋友的钱，逮着人后我给你3万元。”举手之劳就可以得到3万元，这样的好事哪里去找？胡国杰几乎连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并很快找来了两个小哥们作帮手。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董国兴带他们到李开家多次去“踩道”,还为他提供了汽车、手铐、胶带，并教他们冒充警察绑架李开。胡国杰他们多次到李开住处附近准备绑架李开，都没有成功。而在这个期间，王宝生一直不停地催促芦文林赶紧下手。
铤而走险，血腥屠刀挥向好兄弟
2002年9月1日，武治君再次安排胡国杰他们到李开家楼下“蹲守”，从晚上8点一直等到深夜。晚上11点左右，李开和妻子开车去学校送完孩子又到一位职工家走访之后，回到自己居住的朝阳区中纺里5号楼下。李开刚打开车门，胡国杰他们三人提着手铐就把李开围了起来。胡国杰拍了一下李开的肩头说:“我是公安局的，你涉嫌嫖娼，得跟我们走一趟。”还没等李开反应过来，他们三人拿手铐就把李开从背后反铐了起来。李开大声喊叫道:“请你出示证件。”一听李开这样喊，他们三人连忙将李开推进自己的车一溜烟跑走了。
绑架李开后，胡国杰他们用胶带粘堵住李开的嘴巴,立即给武治君打电话说:“人逮着了，怎么办？”武治君让胡国杰把李开拉到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小区附近，然后武治君约上董国兴一起去实施他们的杀人计划。
胡国杰把拉着李开的车交给武治君后就带着两个哥们打车李开了。这三个迷糊蛋直到被逮捕后才知道，他们绑架的竟然是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
武治君上车后,一下子就被李开认了出来。因为武治君从小就在李开家居住的中纺里宿舍区玩耍，李开当然知道武治君是个什么货色。一见武治君，被手铐铐着的李开就使劲挣扎，脸色已经变得青紫的李开努力想喊出什么来，眼睛冒着怒火一眨不眨地盯着武治君。武治君一看李开的眼神，心里直发毛，他马上拿出胶带在李开的头上来回缠绕，把李开的眼睛鼻子全部封上。但李开还在努力挣扎，武治君想起自己的车上有一包海洛因，他用矿泉水稀释之后，残忍地在李开腿部注射了毒品。一会儿，李开就昏迷了过去。
注射完毒品后，武治君驾车带着李开一直往昌平区开去。董国兴则在后座上看守昏迷的李开。武治君他们将车开到北京市昌平区京密引水渠边，这是他们事先找好的抛尸地点，他们停车后发现李开已经没有动静了。武治君对董国兴说:“干脆把他扔到河里算了，是死是活就别管了。”之后，武治君和董国兴将车上携带的二个大力钳用铁丝捆在李开身上，共同将李开投进京密引水渠，然后开车逃跑了。李开临死时，手上的手铐一直没有摘下来。
第二天早晨8点钟，武治君将杀害李开的事情告知了哥哥武治国。武治国随即将这个消息告知了芦文林，芦文林又告知了被告人王宝生。9月3日,武治君拿到了武治国从芦文林那里拿来的10万元佣金。前前后后，武治君共从哥哥手里拿到12万元，他分别给了胡国杰和董国兴3万元，自己得了6万元。对这个数额，武治君觉得已经不少了，但他不知道，他的亲哥哥武治国其实从芦文林那里拿到的“杀人佣金”是16万元，自己扣下了4万元。而武治国更不会想到，芦文林先后从王宝生那里拿到的“杀人佣金”是55.2万元。甚至在李开被杀害几个月之后,芦文林还编造了杀手在杀人时受伤需要换假肢的谎言，向王宝生要钱，最后胆小怕事的王宝生只好东取西借凑了5.2万元给芦文林。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年轻的副院长被绑架杀害的消息立即传开了，李开被胡国杰他们绑架时，李开的爱人马上报了案。此案立即引起警方的重视，第二天，李开的尸体被发现，警方立即展开了调查。仅仅用了66天，武治君等杀人凶手就落入法网。
王宝生原以为他提供“杀人佣金”制造的惊天大案天衣无缝，但警方很快发现了其中的蛛丝马迹。2002年11月8日，对于出差到苏州的王宝生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他正像以前忙着与客户讨价还价时，北京警方的公安人员出现在他的面前。王宝生发现对方眼里冷峻、威严的目光时，他略微迟疑了一下，便平静地跟公安人员登上了回北京的飞机……
法庭上相互推诿，谁也不承认杀人事实
在法庭上，检方指控称，王宝生因工作对李开产生不满，遂与芦文林预谋，由王宝生出资，芦文林雇凶杀害李开。后来，芦文林又与武治国预谋，由武治国雇其弟武治君实施。对于检方指控，王宝生推翻了在公安机关的所有供述，声称他和李开关系一般，确曾动过揍李开一顿的念头，但没有发展到要杀害对方的程度，而芦文林则把自己公司揽不到活儿归咎于李开，多次扬言要打李开，雇凶杀人一事是芦文林所为，和自己无关。至于给芦的钱，那是虚开13份增值税发票的“利钱”以及提供给芦文林女儿出国留学的“保证金”，而不是指控所称的雇凶杀人费用。
芦文林则说他只是鑫特金属结构综合厂厂长，根本不认识李开，更谈不上彼此之间有什么矛盾。但他表示，他多次听王宝生说过，李开在王宝生身边安插了“实习科长”，明显是为调离他做准备。因此，王宝生对李开怀恨在心，多次表示要干掉对方，不久就听到李开遇害的消息。而其他六名犯罪嫌疑人则基本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
法院在审理中还查明，董国兴曾非法持有5.6ｍｍ小口径运动手枪一支、单筒猎枪一支。王宝生、芦文林先后采用无货交易的手段，由芦文林以北京鑫特金属结构综合厂的名义替王宝生给北京市乾显商贸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3张，虚开税额15万余元。
2004年3月1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开庭审理，对王宝生雇凶杀害李开案进行了宣判：以故意杀人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两罪并罚，判处王宝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十万元；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武治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两罪并罚，判处被告人芦文林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以故意杀人罪、非法持有枪支罪，两罪并罚，判处董国兴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武治国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非法拘禁罪，判处胡国杰有期徒刑三年；以非法拘禁罪，判处胡国杰的两名同伙有期徒刑二年。
为官员营造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
王宝生因工作对李开产生不满，竟出资55万余元雇凶将李开杀害。此类案件现在已算不得多么新鲜了，在网上近年来居然有1700多件类似的雇凶杀官事件的报道。由此看来，雇凶杀官案件的迭出也确实需要引起社会的关注。
血淋淋的屠刀架在官员的头上，上千起案件摆在那里，这说明什么？近年来发生的雇凶杀官案件，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下级杀上级，同级杀异己，副职杀正职，偶然也有上级杀下级的。杀人动机无外两条：一为升职，二为获财，其中以升职为主。作案的手段几乎惊人的雷同，雇凶的官员此前就和社会上的黑恶势力交往密切：官员为黑恶势力充当官方势力的保护伞，黑恶势力为官员充当武装势力的保护伞，遇到关键时刻，彼此都可以“两肋插刀”。
以矛盾论的眼光来看，任何人处在任何环境中，都难免会和其他人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需要法律、法庭来调整规范、调解裁决，但是，我们吏治机制总是寄希望于依靠用组织的手段、行政的手段来处理官员之间的矛盾，但事实证明，组织的、行政的手段虽然解决大批矛盾，但有时也仅仅是掩盖了部分的矛盾，而激化和隐藏了更大的矛盾。这种状况是建立文明的官场秩序、追求文明的吏治机制绝不允许的。消除吏治危机，为官员营造一个健康的生存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严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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