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同一天，刘少奇听取了全国工交系统“四清”试点座谈会筹备小组汇报，提出：“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有三项根本措施：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二，半工半读；第三，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要使它形成习惯、制度，不要看成小事。厂长自己讲话要秘书起稿，为什么这样搞？就是架子放不下来。能讲一点，就讲一点，不能讲，就不讲。以后要禁止这件事，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一点，说一点。”
7月11日，刘少奇为批转王任重报送中央的九份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材料，代中共中央起草《中央关于改进领导方法问题的指示》，指出：“领导干部到基层单位蹲点，了解真实情况，取得解决问题的经验，然后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解决面上的问题。这是领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方法。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在今后的各项工作中，经常地坚持这种领导方法，改变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
至此比较明显，中共中央高层在“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治国安邦发展经济的具体途径和依靠力量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或模式。
重新回顾1965年元月14日下发的“二十三条”中的第二条“运动的性质”，毛泽东的思路清晰可见，他的目的并非停留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从中透视到支持这些当权派“上面的”、“下面的”及整个共产党的干部体制和它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体制弊端在哪里？！由此，毛泽东感到深深的忧虑而重上井冈山。毛泽东忧虑的深远和急迫并非仅仅针对中央某个别领导人。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观看大比武表演后，下午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讲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条”是针对干部选拔体制；1965年元月毛泽东亲自定稿“二十三条”的核心，是针对干部存在的问题与体制；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整个思考（包括取消军衔制），将过去与当时对比，谆谆教导一条条一缕缕放大开来，仍然是针对我们干部体制存在的“特权”、“等级”等问题。“井冈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能忘”需要体制保障，需要恢复或重塑井冈山时期“政治民主”的范式，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干部路线（或许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深刻思考的前瞻性、跳跃性和容易被人曲解的地方）。
刘少奇当时的心情是比较自如的。1965年夏，难得有余暇的刘少奇及家人游览了北京玉泉山。
1965年8月3日，毛泽东同刘少奇一起会见了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的特使国务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毛泽东和马尔罗交谈时讲了一番话，继续折射了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后这段战略思维的厚重痕迹。刘少奇那一天没有插话或插话没有记录。
马尔罗是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反法西斯老战士，也是一个中国通，早在中国大革命时期，他曾来中国进行过活动。他向毛泽东讲到参观延安后的一些感悟。
马尔罗：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