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国法西斯占领贝尔格莱德以后，拉多舍维奇又被德国兵俘虏，投进德国的集中营。有一次，集中营的俘虏们列队点名，每隔一人拉出一人枪毙。他当时想，既然落在德国人手里，就认命吧！他旁边的一个少年惊恐不安，觉得自己的站位不好，提出同拉多舍维奇换位置，拉多舍维奇同意了。结果那个少年被点到拉出去枪毙，而拉多舍维奇竟然奇迹般地躲过了这一劫。他还告诉我，有一天夜晚，他在集中营睡觉时，梦见天使骑着白马破天而来，一把拉起他，和天使同乘白马逃出集中营。就在这天夜晚，盟军飞机轰炸，炸毁了集中营的围墙和一些营房，他乘机逃出了集中营。他怕被德军发现重新抓回，于是昼伏夜出，拼命向南逃跑。当时苏联红军和盟军正在向柏林推进，德国军队自顾不暇，没有大规模派出部队搜捕“逃犯”，这使他得以逃出德国。饥饿、疲劳使他无法再往前走了，一天黄昏，他敲响了一家住户的门。这家的主妇开门，看见他一身囚装，知道是从集中营逃出来的，让他进屋，给他饭吃，还找出衣服帮助他换下囚装。这位妇女的丈夫也被抓去充军，她对拉多舍维奇的遭遇深表同情，准备留他过夜。他吃饱喝足，稍事休息之后，想到这里仍是德占区，不能停留，就告别了这位妇女，从后门走出，躲进附近小山丘的树林中。这时，他在山丘上看到，一队德国士兵闯进了这家住户，进行搜查。好险哪，如果他再稍事逗留，或者留下过夜，又会被德国兵抓获。在德寇各条战线吃紧的时候，德军抓到集中营逃犯，往往不是再送回集中营，而是就地枪决。这样，拉多舍维奇又躲过了一劫。他讲起自己的经历，绘声绘色，增添了不少传奇而又神秘的色彩。
拉多舍维奇先生访问过中国，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使之倾倒。他说，他最崇拜的中国人有三个：毛泽东、周恩来、孔夫子。每当我和他在会客室见面，我们俩都不由自主地望着陈设在这里的30厘米高的孔夫子铜像。提起这尊铜像，也有一段故事。这尊铜像是拉多舍维奇先生于1996年我国国庆节时赠送给使馆的。当时，他对我的前任——朱安康大使说：“今天是我们的共同节日，我把30厘米高的孔夫子塑像送给中国朋友，不过，将来一定会有一尊欧洲最高的孔夫子像耸立在贝尔格莱德街头。”
南中友协的朋友对我说，孔夫子是中国古老文明的象征。为筹建这位伟人的塑像，拉多舍维奇费尽了心血。他不顾七十多岁高龄，亲自到中国搜集孔夫子资料。为了寻找孔夫子塑像原型，拉多舍维奇先生跑了好几个城市，最后终于在上海一家大饭店里找到一尊孔夫子彩色瓷雕。老人舍不得把瓷雕放在行李中托运，而是揣在怀中，像照看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那样将它带回贝尔格莱德。随后，拉多舍维奇先生自己出资，聘请著名雕塑家造出塑像模型，为以后建造孔夫子大型铜像做准备。在北约停止轰炸之后，拉多舍维奇先生找我谈孔子塑像问题。他的设想是，孔子铜像高达三米，安放在高高的底座上。底座四周是在黄河岸边耕作的农夫以及抚筝吟唱的古代仕女的浮雕。安放塑像的广场将命名为“友谊广场”。他就此征求我的意见。我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南斯拉夫竖立最高的孔夫子像，这是一个创举。竖立孔夫子像，便于南斯拉夫人民了解孔夫子，了解中国古老的文明，有益于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有益于增进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这是一件大好事，我表示赞赏和支持。我问他，建这样的铜像和广场需要多少钱，他回答说，大约六十万美元。我提出，如何筹集这笔资金，现在这个时机建孔夫子铜像是否适宜？当时，北约轰炸停止不久，南斯拉夫百废待兴。美国和西方继续制裁南联盟，致使民生凋敝，资金匮乏，南塞政府为恢复道路、桥梁、输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以及重建炸毁的民房，不得不挪用民间资金。南斯拉夫的一些公司都生意清淡，拿不出钱来，而华人在这里的公司都是小本经营，资金雄厚的大公司几乎没有，所以筹集这笔资金相当困难。当此国计民生一系列紧迫问题亟待解决的时候，斥巨资修孔夫子像是否还会有负面效应？我提出这些问题后，主席先生觉得这些问题是现实存在的，他也同意我的看法，于是竖立欧洲最高的孔夫子像暂时搁置，有待来日。
在政治主张方面，拉多舍维奇先生属于当时当权的米洛舍维奇总统的反对派。有一次，我和他谈起寻找新馆址遇到的困难时，他建议我找贝尔格莱德市长帮忙。市长米哈伊洛维奇是反对派政党塞尔维亚复兴运动成员，该党控制了贝尔格莱德及其他一些城市。他介绍我和市长相识。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酒楼”请他和市长一起吃饭。他们俩来到饭店门口，市长却不进来，拉多舍维奇先生进来告诉我，市长今天有事，不能应邀。我很奇怪，问他究竟怎么回事，他表情严肃地反问我，今天你为什么还邀请了社会党的高官一起就餐？原来，他和市长看见社会党重要成员、南斯拉夫议会民事委员会主任走进饭店，以为我邀请他们俩和这位南斯拉夫社会党成员一起赴宴。我告诉他，这位社会党成员是自己来饭店就餐，和我同他们的聚首没有关系。他表情一变，满脸笑容，拉市长进来一起就座。席间谈起新使馆馆址问题，市长答应尽力帮助寻找合适的地段建造新的中国大使馆。而这位南斯拉夫社会党成员是著名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主演瓦尔特的演员，叫日瓦洛维奇。他曾应邀出席过我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大家争着和这位当年的瓦尔特合影，他也是使馆的一位老朋友。
谈起拉多舍维奇的中国情结，老人陷入了沉思。他说，他与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西莫尼娜和德米特里都非常崇拜中国的古老文化，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人商定为促进南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做些事情。西莫尼娜女士率先在南斯拉夫档案馆举办了周恩来总理生平展览，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德米特里先生呕心沥血，编撰了南斯拉夫第一本《汉语—塞尔维亚语辞典》。不幸的是，这两位朋友先后辞世，拉多舍维奇先生一人继续他们的未竟事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