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子应多备几种拿来校对才好（2）
词诗序评的次序，望替我定一定。
从信中的内容不难看出，汪原放标点、分段的态度极为认真，可以说是当作一门学问来做的，此前的书坊老板是不可能以这种态度来刊印小说的。由于处在摸索时期，今天看来在小学就应该解决的标点、分段问题，此时却显得困难重重。好在有胡适等人的帮助，汪原放逐渐变得比较自信，其校点整理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为此，胡适在1921年1月23日的信中对汪原放进行了鼓励：
你如此做去，我可断定你得益不少；等到你圈读第四部书时，你定可不须别人帮助了。
“每段起头无主词”一句话，说的容易，做到很难。上次思永为了“大观园题咏”一回，感受困难不少。他来问我，我也着实感受困难。那一册你收到了吗？
词、诗、序、评，我另纸圈出。
七十八回，明天寄出。
对古代小说的标点、分段，正好实践、落实了胡适早先所提倡的标点符号理论。胡适的兴趣自然也很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亚东版新标点本系列小说的刊印实际上是一次极为可贵的学术实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它对古代通俗文学的校勘整理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1921年1月31日，汪原放致信胡适，报告排印的情况：
七十八回，高鹗的序，高、程合作的《例言》，都已收到。谢谢你，谢谢令侄！
印刷局明后天要停工了。《红楼》一至一百的纸板已经打齐，还有二十回也已排好，不过要明年（阴历）再打纸板了。正初开印，大约须一个月才印的齐。
1921年1月31日是农历腊月二十三，为小年，这一年的春节在2月8号。书局此时要放假，大家忙于过年，印刷局要停工，所以《红楼梦》的排印也要停上一段时间。
春节过后，《红楼梦》校点整理完毕，就等开机印刷了。此时，汪原放已经开始校点《西游记》。对《红楼梦》出版之事，他在1921年2月24日的信中略有提及：
《红楼》出版，便须重印。我想到再版时拣可改的改一过，那时再加几页《再版勘误》进去。
书还没有出版，就已经想到再版改进的问题，由此可见汪原放严谨、认真的态度，老一代出版家的这种精神着实令人钦佩，也让今天那些粗制滥造的出版商们汗颜。亚东新标点本小说的成功绝非偶然，一分汗水一分收获，虽是老话，却无比正确。
1921年3月12日，汪原放在给胡适的信中写到：
《红楼》清样，看见洛哥的信，知日内可以寄下，我乐极了！
1921年3月24日，汪原放致信胡适，又提到《红楼梦》重版的事情：
《红楼》出版之后，便要再版。
1921年4月1日，汪原放又向胡适报告《红楼梦》的出版进度：
红楼末页已经重排，把那极重要的五字加入了。这一点我无论如何看不出来！好险！好险！
贾政问宝玉的八股文课艺那一回已经印过，我明日寄上一份，请兄看一看。如果错的不堪，只好把这一回重印。……
《红楼》大约二十五、六号可以出版。出了版，我立即北上。……这些一百回、一百二十回的书，真不易印！这次印《红楼》，我真受了大教训了！
易印不易印，关键看出版者的态度。如果责任心不强，草率从事，就很容易刊印。如果像汪原放这样精益求精，临印刷前还在不断改进，甚至错误如果多了，还要重印。这样一来，自然就不容易印了。
在点校整理《红楼梦》的过程中，亚东图书馆编辑胡仲荪也曾承担部分工作。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中曾提到此事：
记得《红楼梦》还是我和鉴初兄在洋蜡烛下校成的。
另据魏绍昌《谈亚东本》一文介绍：
其时印刷厂还没有新式标点符号的铅字，由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发起自铸铜模，帮助解决；其时懂得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人还很少，汪原放因为在上海青年会上夜校补习英文，学习了新式标点，便“理所当然”地由他来担任这项工作了。
1921年5月5日，亚东版《红楼梦》终于出版。该书以道光双清仙馆本为底本，并用有正书局本、日本明治三十八年铅印本等版本为校本。卷首有程伟元的《红楼梦》序、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陈独秀的《红楼梦新叙》和汪原放的《校读后记》。全书为三十二开本，分精装、平装两种，精装三册，平装六册。初版印了四千部，定价为平装33元，精装42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