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领袖说红楼陈独秀与《红楼梦》（1）
无论是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还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陈独秀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量级人物。先前由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人们多从政治角度对其进行评述，且时有不实之辞，使一位个性独具、血肉丰满的人物变成一个抽象的政治符号。近年来，随着政治文化环境的宽松，随着大量珍贵史料的披露，学界对陈独秀有了更为全面、深入地了解，对其评价日趋客观、公正。相关的研究也更为丰富和深入，其中对陈独秀学术文化层面的研究逐渐增多。在这种较为良好的氛围中，陈独秀的真实面目日渐清晰，其在学术文化方面的建树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比如最近出版的石钟扬的《文人陈独秀》一书就对陈独秀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建树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梳理和分析。
这里以陈独秀与《红楼梦》的关系为例，通过梳理和归纳，进行初步的探讨，以见其学术文化成就之一斑。
五四干将论小说
陈独秀从小接受的是典型的旧式教育，即以科举为最终目标的应试教育，所读的书与当时千千万万的孩子们一样，不过是四书五经之类。对此，他在《实庵自传》中曾有十分生动的介绍：
我从六岁到八九岁，都是这位祖父教我读书。我从小有点小聪明，可是这点小聪明却害苦了我。我大哥的读书，他从来不大注意，独独看中了我，恨不得我一年之中把《四书》、《五经》都读完，他才称意，《四书》、《诗经》还罢了，我最怕的是《左传》，幸亏这位祖父或者还不知道“三礼”的重要，否则会送掉我的小性命。
在这种情况下，《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的闲书自然只能在课外或私下偷偷阅读。具体情况，陈独秀没有谈及，但以其个性和兴趣而言，他在青少年时代当是读过这类小说的。毕竟这类小说流传很广，找来读读并不算难。
陈独秀一生参与的社会文化活动甚多，或留学，或办报，或撰文，但其注意力主要放在政治方面，对文学艺术关注并不太多，只是偶尔谈及，专门谈论这些问题的文章也比较少，但就是这少数的几篇文章，颇能见其学力、性情。由于陈独秀在当时是时代潮流的领军人物，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因此其见解有着较为广泛的代表性，体现着文化学术的发展趋势。
就陈独秀一生的事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后几年是他对文学艺术最为关注的一个时期。其间，他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和《新青年》的主编，和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人一起，以提倡白话为突破口，发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时代。
由于当时讨论的一个核心话题是白话，大家也就不可避免会涉及到对中国古代白话作品，特别是章回小说的评价。陈独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谈论古代小说的，这里重点介绍其中有关《红楼梦》的部分。
总的来看，陈独秀对《红楼梦》有着很高的评价。在其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他曾有这样的评述：
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
从这段话可知，陈独秀将曹雪芹称作“盖代文豪”，由此不难想见其对《红楼梦》的评价。他还对曹雪芹等人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的现象表示不满。这种不满是在与文言作品的比较中产生的，陈独秀的观点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为了提倡白话文，故意贬低文言作品，以其为陪衬，将一部文学史描述成文言作品对白话作品的压迫史。这在当时是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尽管并不真正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1917年3月1日给钱玄同的书信中，他又重申了这一思想：
国人恶习，鄙夷戏曲小说为不足齿数，是以贤者不为，其道日卑，此种风气，倘不转移，文学界决无进步之可言。
他以《红楼梦》为例，认为是“文之大本领”：
章太炎先生，亦薄视小说者也。然亦称《红楼梦》善写人情，夫善写人情，岂非文之大本领乎？
与今日众多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将《红楼梦》无限抬高相比，陈独秀对这部作品的肯定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和文言作品相比，在中国文学作品的范围中，《红楼梦》等白话小说是“粲然可观”的。但是，它们还不是陈独秀理想中的作品，因为在他心目中，还有另外一个标准，那就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他认为中国文学“远不能与欧洲比肩”，《红楼梦》等作品虽然使用白话，但在思想、艺术上还不够理想。正如他在1917年8月1日给钱玄同的书信中所说的：
吾人赏识近代文学，只因为他文章和材料，都和现在社会接近些，不过短中取长罢了。若是把元、明以来的词曲小说，当做吾人理想的新文学，那就大错了。
话说得很明确，因为理想的新文学作品还没有创作出来，只好以古代白话小说为典范进行宣传。在这封信中，陈独秀说出了对古代白话小说不满的具体原因：
中国小说，有两大毛病：第一是描写淫态，过于显露；第二是过贪冗长。（《金瓶梅》、《红楼梦》细细说那饮食、衣服、装饰、摆设，实在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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