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对胡适的赏识和提携
蔡、胡二人相互知悉对方的具体时间目前还难以确考，以情理而言，身为晚辈的胡适应该早闻蔡氏大名，蔡元培知道胡适则要稍晚一些。据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书记载，胡适本人曾这样回忆蔡元培和自己的初识：
蔡先生看到我十九岁时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一文后，便要聘我到北大教书，那时我还在美国。
不过两人正式交往却是从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校务、胡适受聘北京大学期间开始的，时间是在1917年。聘任胡适的直接经办人是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
陈独秀此前与胡适曾有书信往来，两人在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方面有着诸多共识，引进胡适无疑为自己增加了一位极有份量的同道与帮手。这一年年初，陈独秀在给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
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
此事得到了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他事后在《我在五四运动时的回忆》一文中回忆道：
我到北大，由医专校长汤尔和君的介绍，便首先聘请了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同时在《新青年》上，我们认识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他到北大任教职。
胡适受聘北京大学，开始了与蔡元培的交往，特别是胡适参与学校管理事务后，两人的交往更为密切，除了面谈外，相互间亦不断有书信往来，彼此相互关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从两人往来的一些书信中也可看出这一点。如胡适在1919年6月22日致蔡元培的信中写道：
先生现有胃病，并有寒热。我们见了，都很关心。
蔡元培对胡适的才能很是欣赏，大力提携这位年轻后进。1918年8月，他为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一书作序，从四个方面对该书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称赞胡适“心灵手敏”，“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法门”，同时对其寄予厚望，希望他“努力进行，由上古而中古，而近世，编成一部完全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蔡元培晚年回忆在北京大学的往事和经历时，总爱提及胡适，显然他将引进胡适作为自己的重要政绩，如1934年1月1日他在一次名为《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的演讲中，曾这样评价胡适：
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可以说，是北京大学成就了胡适，胡适也成就了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成就胡适的过程中，蔡元培的提携之力是不能忽视的。
蔡、胡二人虽然在提倡白话、管理校务等方面立场接近，且私交甚密，但在红楼梦研究这一问题上却缺少共识，观点截然对立，直至最后成为论争对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