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发表后，胡适仍继续关注着红学领域的新进展，走在红学研究的最前沿。
1927年，他为亚东图书馆提供底本，支持其刊行程乙本，并为新版《红楼梦》写序，即《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
总的来看，胡适的主要精力在红学新文献的开掘，这是其兴趣和优势所在，而且他也具备这个能力和条件。
胡适在这一时期所接到的诸多信函中，有不少是谈论《红楼梦》的，有的是熟人朋友，有的则是素不相识的普通读者。书信内容或谈自己阅读《红楼梦考证》后的感想，或向胡适提供新的资料和线索，特别是后者，对红学的持续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以胡适当时在学界的显赫地位与巨大影响，他实际上已成为连接红学乃至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枢纽核心性人物，各种重要的学术信息纷纷向他那里集中。这给他带来了好运气，使他得以获见许多重要的新材料。
新红学建立在丰富资料所构筑的文献基础上，此后它同样需要更为丰厚的文献资源进行补充和完善，以开掘新的生机和发展空间。红学研究的内在需要促使研究者们注意挖掘新的文献资源，就对中国现代学术整体发展的贡献而言，以《红楼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研究形成现代学科后，对文献资源的内在需要大大拓展了文献搜集的范围，以前一些不为学界注意的边角余料也由此得到空前的重视，获得了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这样，两者的相互推动就形成了红学研究中学术研究与文献发掘的良性互动关系。
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以甲戌本《红楼梦》为代表的红学新文献的不断出现固然给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但细细想来，也并不让人感到特别意外。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新红学的巨大影响，没有红学研究对文献的内在需要，即使有新的文献资料出现，也不会在学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戚序本当初的受冷落就证明了这一点。无疑，这些新文献资料的发现给新红学带来新的活力，推动了红学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系列繁难的问题，不少问题直到现在仍未能得到完满解决。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中虽然利用二十多种文献资料为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以及版本情况勾勒出一个粗略的轮廓，但限于资料的缺乏，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
就在该文刊布不久，1922年4月，胡适见到了他渴望已久的《四松堂集》，巧合的是，他竟然在3天之内一下见到了两种版本：一个是自己购买的稿本，一个是蔡元培帮他借到的刻本。
在稿本中，胡适发现了两首当初撰写《红楼梦考证》时没有见到的诗作：它们都与曹雪芹直接相关，即敦诚的《赠曹芹圃》和《挽曹雪芹》，由此得知曹雪芹名号、生卒年、晚年境遇等更多的珍贵信息。
随后，胡适在《跋红楼梦考证》一文中披露了这些发现，认为新的发现提供了四条重要信息：
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
曹雪芹死时只有“四十年华”。……
曹雪芹的儿子先死了，雪芹感伤成病，不久也死了。……
曹雪芹死后，还有一个“飘零”的“新妇”。
《四松堂集》的发现使人们对曹雪芹的生平经历有了更多、更详细的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