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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亦师亦友治红学(2)
作者 : 苗怀明


  对三人当时相互探讨红学的情景,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

   《红楼梦》问题是适之先生引起的。十年三月中,北京国立学校为了索薪罢课,他即在此时草成《红楼梦考证》,我最先得读。……他感到搜集的史实的不足,嘱我补充一点。那时正在无期的罢课之中,我便天天上京师图书馆,从各种志书及清初人诗文集里寻觅曹家的故实。果然,从我的设计之下检得了许多材料。把这许多材料连贯起来,曹家的情形更清楚了。我的同学俞平伯先生正在京闲着,他也感染了这个风气,精心研读《红楼梦》。我归家后,他们不断的来信讨论,我也相与应和,或者彼此驳辨。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平伯的《红楼梦辨》。

  

   无论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还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顾颉刚都付出了许多劳动。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顾颉刚帮胡适查到了许多珍贵资料,这里依其与胡适书信的先后归纳如下:

  

   书信日期所查资料1921年4月4日国子监碑文中有关高鹗的记载、张船山赠高鹗的诗、《诗人征略》有关曹寅的记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楝亭书目》、《观古堂书目》、葵愚道人《寄蜗残赘》。1921年4月12日《有怀堂集》、同治十三年修上元江宁两县志、光绪六年续纂嘉庆本《江宁府志》、雍正本嘉庆本《扬州府志》、《楝亭五种》、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宋荦《绵津诗抄》、《江左十五子诗选》、沈德潜《国朝诗别裁》、《丙辰札记》中有关曹家家世资料。1921年4月16日《天津图书馆书目》有关《楝亭集》的记载、《江南通志》、《苏州府志》。1921年4月19日《八旗氏族通谱》、《楝亭诗抄》中的曹家资料。1921年4月20日《八旗通志》、叶燮《己畦集》中有关曹家的资料。1921年4月23日《仪真县志》、徐乾学《园集》中与曹家有关的资料。1921年4月26日《楝亭集》、《施愚山集》中曹寅的资料。1921年5月26日章实斋《信摭》有关曹寅的记载。1921年6月23日铁保《梅庵诗抄》、袁枚《随园诗话》。1921年7月10日《中国人名大辞典》、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丁日昌《持静斋书目》相关资料。1921年7月18日钱泰吉《甘泉乡人稿》、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1921年9月6日王朝《楝亭词抄序》、《梦痴说梦》。由上述表格不难看出顾颉刚当时对《红楼梦》研究问题之重视,也可由此看出其勤奋程度及深厚的文献功力。更为重要的是,顾颉刚并不是简单地为胡适查找材料,他还常常对找到的材料进行梳理、分析,提出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订正《红楼梦考证》初稿中的疏误,其中有不少被胡适采纳。

  

   三个多月的红学研究无疑是紧张、辛苦的,但对顾颉刚来说则是快乐的,他不仅得到了探讨学术的乐趣,同时也得到了严格的学术训练,有益于其日后的学术研究。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曾表达了这种感受:

  

   我从他们和我往来的信札里,深感到研究学问的乐趣。我从曹家的故实和《红楼梦》的本子里,又深感到史实与传说的变迁情况的复杂。

  

   从此以后,我对于无论哪种高文典册,一例地看它们的基础建筑在沙滩上,里面的漏洞和朽柱不知道有多少,只要我们何时去研究它就可以在何时发生问题,把它攻倒。学海无涯,到这时更望洋兴叹了。

  

   在探讨过程中,顾颉刚还产生了写红学研究文章的念头,他在1921年4月12日的书信中曾有这样的打算:

  

   把历次所得,集成一篇《曹寅传》,放在先生办的《读书杂志》里。……

  

   我拟编一考证《红楼梦》的年表,年岁下分为四格:第一格为当时政事,第二格为曹家事及与曹家有关系的事,第三格为存疑,第四格为杂记。将来如有新发见,就可记在上面。

  

   对此,胡适在1921年4月13日的书信中表示“极赞成”。

  

   在1921年5月26日的书信中,顾颉刚又有新的想法:

  

   我拟细看《红楼梦》一遍,做一篇《高鹗续作〈红楼梦〉的线索》,说明他续作取材的所在。日来颇有所得,等看完时当详细奉告。

  

   可惜顾颉刚后来因其他事情耽搁,未能动笔,否则他很可能也会写成一部专著,就像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那样,与《红楼梦考证》一起构成新红学的开山之作。好在他写给胡适、俞平伯的书信都保存了下来,其当年探讨《红楼梦》的情景今天仍可摹想而得之。

  

   在20世纪红学史上,再也找不到这么一位奇特的人物,他无意于红学研究,却成为新红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没有专门的红学研究著作,却是公认的红学家。这正应了一句老话: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阴。20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刻意要做红学家的人并不少见,但无意于红学而成为红学家者则极为少见,顾颉刚就是其中的一个。

  

   涉足《红楼梦》研究,对顾颉刚来说,是一份难得的人生机缘,它既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也是人与书之间的缘分。在20世纪红学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事情经常发生,顾颉刚的红学研究经历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他涉足红学研究的时间虽然不长,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对其本人来说,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段学术经历成为他人生中美好的回忆,对其日后的学术研究也有着潜在的影响。对20世纪红学史来说,这段因缘带来的并不仅仅是佳话。

  

   直到晚年,顾颉刚仍关注着红学的发展,比如对20世纪70年代真伪难辨的曹雪芹佚诗,就相当关心。尽管其观点不一定完全正确,但那份情怀让人感佩。正是因为老先生的这份情怀及他早年对新红学创建的特殊贡献,当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时,聘请他担任顾问。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一书的引论中曾表示,该书是“我和颉刚两人合作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也可以说是胡适和顾颉刚两人合作的。今天在阅读这两部新红学的开山著作时,对顾颉刚这位幕后英雄是应该献上一份敬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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