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索隐同道
当时比较有影响的索隐之作除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之外，还有王梦阮、沈瓶庵二人合写的《红楼梦索隐》。王氏生平不详，待考，沈氏则为中华书局编辑。该书的索隐提要1914年曾在《中华小说界》第1卷第6—7期连载，1916年由中华书局附载作品中一起印行，书前有《序》、《例言》和《提要》，索隐文字则分回分段附在正文中。该书篇幅较大，有数十万字。
作者认为《红楼梦》“大抵为纪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为时忌讳，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变例出之”，这是他们立论的基本前提。因此，他们要“苦心穿插，逐卷证明”（《红楼梦索隐》提要）、“以注经之法注《红楼》”（《红楼梦索隐》例言），将《红楼梦》变为一部“有价值之历史专书”。
他们所发掘的真事就是传说中顺治、董小宛的爱情故事，“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一书所由作也”。具体说来，贾宝玉影射顺治皇帝，林黛玉影射董小宛。至于该书所采用的索隐式研究法，与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一书大同小异，甚至更为复杂，为自圆其说，更发明化身、分写、合写之说，这一方法为后来的索隐派广泛采用。总的来看，多为捕风捉影之谈、随意捏合之言，少合情合理、自然切实之论，与其他索隐家相比，不过索隐所得的具体结论不同而已。
不过，《红楼梦索隐》一书在当时很有市场，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重印了十三次，一时成为畅销书，由此可见其在社会上引起的轰动程度。后来，著名历史学家孟森曾撰《董小宛考》一文，明确指出：
顺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为二十八岁，巢民为四十一岁，而清太祖则犹十四岁之童年。盖小宛之年长以倍，谓有入宫邀宠之理乎？
该文征引大量文献资料，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证明顺治、董小宛之间的所谓浪漫爱情故事纯属虚构，并非信史。此后，顺治、董小宛爱情故事说才渐渐偃旗息鼓。
此外，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上海民权出版社1919年版）也是当时一部较有影响的索隐派著作。该书篇幅更巨，约27万字。在《石头记索隐》、《红楼梦索隐》的基础上继续发挥，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写种族斗争的小说，是一部“明清兴亡史”。对作者问题也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前八十回的作者为吴梅村，后四十回的作者为朱竹。与前面二书相比，涉及范围更广，也更细。其牵强附会处也更明显。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这些索隐派著作面世后曾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但在当时还是有不少头脑清醒之士著文反对这种以谐音、拆字、猜谜为主要手段的索隐式研究法。比如顾燮光在《崇堪墨话》中指出，《红楼梦索隐》是“附会穿凿”，并从顺治与董小宛年龄的差别来指出这种附会之错误。冥飞亦持类似观点，他在《古今小说评林》一文中对《红楼梦索隐》的评价是：“牵强附会，武断舞文，为从来所未有，可笑之至也。”海鸣更是在《古今小说评林》一文中从整体上对这种索隐式研究法进行批评：
《红楼梦》是无上上一部言情小说，硬被一般刁钻先生挥洒其考证家之余毒，谓曰暗合某某事。于是顺治帝也，年大将军也，一切鬼鬼怪怪，均欲为宝玉等天仙化人之化身，必置此书于龌龊之地而后快，此真千古恨事也。
严谨科学的学术探讨与捕风捉影式的猜谜索隐并行，各门各派的红学观点共存，同样都有着自己固定的读者群和拥护者，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这正是此一时期独特的文化景观。经过一百多年的酝酿孕育，在众多研究者的参与下，红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专学。不过，其最后的完成还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