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之外的红学风景（1）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蔡元培的红学研究还是相当丰富多彩的，并非《石头记索隐》一书所能概括，并非索隐一词所能涵盖。《石头记索隐》之外，蔡元培还从其他角度对《红楼梦》一书进行过评述，时有精彩见解，可惜这些观点为学术界所忽视。为全面、深入了解蔡元培的红学研究情况起见，这里稍作介绍。
应该说，蔡元培有些观点在当时还是颇有新意的，比如他在1920年6月13日的《在国语讲习所演说词》中曾有一段专门谈论《红楼梦》的文字：
许多语体小说里面，要算《石头记》是第一部。他的成书总在二百年以前。他反对父母强制的婚姻，主张自由结婚；他那表面上反对肉欲，提倡真挚的爱情，又用悲剧的哲学的思想来打破爱情的缠缚；他反对禄蠹，提倡纯粹美感的文学。他反对历代阳尊阴卑，男尊女卑的习惯，说男污女洁，且说女子嫁了男人，沾染男人的习气，就坏了。他反对主奴的分别，贵公子与奴婢平等相待。他反对富贵人家的生活，提倡庄稼人的生活。他反对厚貌深情，赞成天真烂漫。他描写鬼怪，都从迷信的心理上描写，自己却立在迷信的外面。照这几层看来，他的价值已经了不得了。这种表面的长处还都是假象。他实在把前清康熙朝的种种伤心惨目的事实，寄托在香草美人的文字，所以说‘满纸荒唐言，一把酸心泪’。他还把当时许多琐碎的事，都改变面目，穿插在里面。这是何等才情！何等笔力！……他在文学上的价值，是没有别的书比得上他。
从上面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蔡元培并非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钻牛角尖，他对《红楼梦》一书的思想、艺术价值有着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
像这样的论述还有不少：
在1899年6月12日的日记中，蔡元培将《红楼梦》与《茶花女》进行比较：
点勘《巴黎茶花女遗事》译本，深人无浅语，幽矫刻挚，中国小说者，惟《红楼梦》有此境耳。
1916年12月27日在《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中，他提到：
《石头记》一书，世人多视为言情小说，其实为政治小说。书中述男人交际，皆取放任主义。
1917年4月8日在《以美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中，他说道：
《石头记》若如《红楼后梦》等，必使宝、黛成婚，则此书可以不作；原本之所以动人者，正以宝、黛之结果一死一亡，与吾人之所谓幸福全然相反也。
上述观点在红学研究已有多年丰厚积累的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精彩的，并不是谁都能提出这样的见解。从社会文化视角评述作品，强调作品所体现的批判现实精神，由此给予《红楼梦》很高的评价，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时代风气，自有其价值和意义在，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此外，蔡元培还将《红楼梦》与外国文学作品《茶花女》进行比较，表现出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可以说是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尝试，这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值得注意的是，蔡元培实际上将《红楼梦》的内涵分成了两个层面：一个是思想艺术层面，即他所说的“表面的长处”；一个则是内在的层面，即他所说的“把前清康熙朝的种种伤心惨目的事实，寄托在香草美人的文字”。这样的区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他的着力点在后一个层面，后人对其《红楼梦》研究的印象也在后一个层面。
既承认《红楼梦》自身的思想艺术价值，同时又强调其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内容，熔艺术分析、索隐于一炉，具有从传统旧学到现代学术的过渡色彩，这就是蔡元培红学研究的特色所在。
即使没有《石头记索隐》一书，仅靠上述一些有关《红楼梦》的言论，蔡元培在红学史上也是应该写上一笔的。
也是以治经史的功夫研究《红楼梦》
总的来看，蔡元培研究《红楼梦》的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石头记索隐》一书虽然不算太长，只有四万多字，但它可以说是一部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的心血结晶，鲁迅在《小说史大略》一书中称其“征引繁富，用力甚勤”，其后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称其“旁征博引，用力甚勤”。可见鲁迅虽然不同意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观点，但对其严肃、认真的研究态度还是给予肯定的。
为写作《石头记索隐》一书，蔡元培前前后后总共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虽然其一生著述甚多，但花费如此多时间的，似乎仅此一部。
据现有资料来看，蔡元培最早研究《红楼梦》当始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这一年9月6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阅《郎潜纪闻》十四卷、《燕下乡胜录》十六卷竟，鄞陈康祺（钧堂）著，皆取国朝人诗文集笔记之属，刺取记国闻者。
其中《燕下乡胜录》当为《燕下乡脞录》，即《郎潜纪闻》二笔，在该书的卷五记载了徐柳泉的一段话：
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瘐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
显然，这段话引起了蔡元培探讨《红楼梦》的兴趣。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余之为此索隐也，实为《郎潜二笔》中徐柳泉之说所引起。”（《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将这段话与《石头记索隐》对比可知，其对蔡元培的启发既有观点层面的，也有方法层面的，特别是后者，为历来的研究者所忽略。
至于这一年蔡元培是否已经开始动笔，还难以确知。不过，其后他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这可以从其1896年6月17日、9月4日的日记中看出来。在9月4日的日记中，他对清代的《红楼梦》评点进行了评述：“近日无聊，阅太平闲人所评《红楼梦》一过。……闲人评红楼，可谓一时无两，王雪香、姚梅伯诸人所缀，皆呓语矣。”
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时候，蔡元培已经写出了一部分初稿。在1898年7月27日的日记中，他写道：“前曾刺康熙朝士轶事，疏证《石头记》，十得四、五，近又有所闻，杂志左方，用资印证。”在此后的十多年间，该书的写作时断时续，即蔡氏本人在其《传略》一文中所说的：“深信徐时栋君所谓《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明珠食客之说。随时考检，颇有所得。”
1913年至1916年间，蔡元培游学欧洲，时间较为宽余，于是又开始该书的写作。在1914年10月2日致蒋维乔的书信中，他介绍道：“现在着手于《红楼梦疏证》。”可见他最初所定的书名是《红楼梦疏证》。
第二年，书稿还没有全部完成，他决定将其先在杂志上刊出，书名也从《红楼梦疏证》变成了《石头记索隐》。在1915年4月27日致蒋维乔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
《石头记索隐》本未成之作，故不免有戛然而止之状。加一结束语，则阅者不至疑杂志所载为未完，甚善。特于别纸写一条，以备登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