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在称帝之后，首先是把自己的儿子封到战略要地去驻守，同时掌管当地及周围的军事要塞。为了更好地管理国家，杨坚罢黜了一些没有能力的大臣，将一些有能力的人提拔上来，辅佐自己管理国家事务。
在政权基本稳定之后，杨坚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了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赋税、土地制度、法律、货币、对外关系等方面。
在中央机构方面，杨坚废除了北周的官制，将秦、汉、魏、晋、南朝各代的中央官职作了一次大综合，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五省———内史、门下、尚书（吏部、礼部、工部、兵部、刑部、户部六部）、秘书、内侍。掌握军政大权的是内史、门下、尚书三省及六部，三师是荣誉称号没有实际权力。三公虽然也有臣属，也参与国家政务，但仅仅是顾问性的机构，没有实权。
三省是内史省、门下省和尚书省。其中内史省是中央的决策机构，负责起草和颁布皇帝的诏令，长官称内史令；门下省是中央的审议机构，负责审察政令，驳正违失，长官称纳言；尚书省是中央执行机构，负责执行全国的政令，长官称尚书令。三省互相独立，又互相牵制，共同担负丞相的职责，以避免丞相权力过大而危及皇权。三省制度的确立使丞相的权力大大削弱，而皇帝的权力得到加强。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分别负责官吏任免考核、户口赋税、礼仪、军政、刑法、工程营建等方面的事务。六部长官皆称尚书。六部尚书分掌全国政务。
在地方组织方面，杨坚把东汉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变成州、县两级制。在南北朝时，州郡县的设置既滥又多。杨坚废除郡这一级，撤郡500多个，并且合并了不少州县，裁减了大批官员。这种对地方行政机构大刀阔斧地精简，节省了财政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辖。
在州县属吏的任用方面，杨坚废除了地方官就地自聘臣属的制度。隋朝规定，凡九品以上的地方官吏，一律由中央的吏部任免，州县官员要三年一换，不得连任，所用之人，必须是外州县者，凡本地人一律不得任用。这样，中央就把地方官用人之权全部牢牢控制，州县属官回避本州县，又防止了地方政权被当地豪强所把持。这就进一步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杨坚十分重视吏治，奖励良臣，严惩不法官吏。为了使州县官吏能够廉洁治民，杨坚采取给田养廉的办法，奖励良臣，以使他们不去搜刮民脂民膏，堕入贪官污吏之列。与此同时，杨坚采取严刑，重治不法官吏。他经常派人侦察京城内外百官的施政情况，发现罪状便加以严惩。有时他秘密使人给官吏送去贿赂，一旦有官吏受贿，立即处死。在开国之初，大批良臣不断涌现，全国各地社会秩序井然，这与杨坚的吏治手段密不可分。
杨坚不仅要求各级官吏要清正廉明，不得奢侈腐化，他自己也带头节俭。隋文帝教训太子杨勇说：从古帝王没有喜好奢侈而能长久的，你当太子，应该首先崇尚节俭。太子杨勇、三子杨俊都因生活奢侈，被罢免官职，杨勇的太子位也被废黜。宫廷内人们所用衣物，大多是破了再补，直到不能用为止。
公元594年，关中闹饥荒，杨坚派人去察看灾情，见百姓所食都是豆粉拌糠，他拿着食品给群臣观看，涕泪俱下地责备自己无德，命令取消常膳，不吃酒肉。他率领饥民到洛阳就食，令卫士不得驱赶民众，遇见扶老携幼的群众，自己引马避路，好言抚慰，道路难走处，令左右扶助挑担的人。
杨坚建国后着手统一钱币与度量衡。自从东汉末年以后，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分裂状态，钱币和度量衡也都各不相同，非常混乱。秦始皇时期的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早已被各朝各国帝王打破，自行一套。杨坚统一中国以后，深感钱币不同，度量衡各异，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他统一全国后，开始了统一钱币和度量衡的改革。
钱币在南北朝时期，极为混乱。南朝，陈有五铢、六铢等钱，岭南诸州用盐、米、布进行实物交易，根本不用钱币。北朝时期，齐有常平五铢钱，制造精良，但市场上盛行私铸钱，种类繁杂。北周有永通万国、五行大布、五铢三种钱币，与齐旧钱杂用。河西诸郡也用西域金银钱。各地都有私铸钱币，朝廷法定的钱币也只是数种钱币中的一种。
杨坚统一全国之后，明令天下，钱币统一，新铸一种五铢钱，全国各地都发放样钱，凡是不合样钱的钱币，一律不允许流入市场。在此以后的各种钱币，全部废除，不许再用。
公元585年，新五铢钱通行全国。为了防止再有私铸钱币流入市场，破坏钱币统一，杨坚严令，如有敢私铸钱币者立即诛杀。
隋之前的度量衡也十分混乱。各朝官吏总想多搜刮民财，因此总是将度量衡由小变大。以王莽改制后的度量衡为标准，南朝尽增大不到一寸，北朝尽增大到二至三寸。南朝，齐国一斗等于王莽时的小斗五升，一斤等于一斤八两。北朝，魏国、齐国一斗等于原来的二斗，一斤等于原来的二斤。隋文帝即位后，下令停止使用原来的度量衡，规定一尺等于王莽时的一尺二寸八分，一斗等于莽制三斗，一斤等于莽制三斤。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由于唐沿隋制，宋、元、明、清又沿袭唐制，因此，历代再无更大变化。
统一钱币和度量衡，是为了适应国家统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以当时东都洛阳为例，有三大商业市场，即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其中丰都市周围六里，有一百二十行，三百余肆，四百余客栈，南北商贾往来，络绎不绝。粮、绵、纸、青瓷器、漆器、铁器、盐、香料等商品，应有尽有，市场商品经济之繁荣，可见一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