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圆明园一事，同治帝心中窝着一股气。看来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仍然处处要受到限制。他不知道，一国之君应以国事为重，以江山社稷为要。
修园一事被阻止之后，同治帝是相当繁忙地忙着玩，忙着要宣泄心头的这股愤懑之气。停止修园的当月二十七日，他从大内的皇宫出发到南苑去玩，并驻跸南苑；二十八日，阅御前大臣、乾清门侍卫等马射，即传统的弓马之技，重温八旗古风；二十九日，行围打猎；九月初一日，到晾鹰台宣布撤围；初二日，又到晾鹰台检阅神机营操练，观看近代枪炮射击；初三日，检阅御前五大臣和乾清门侍卫的射击技艺；初四、初五日，颁赏行围和校阅有功人员。初六日，同治经正阳门回到大内，心情相当舒畅。
同治帝出游前后，奕訢一直担当着治理大清王朝的重任，处理一些重要国事：其一为多次寄谕指示盛京将军派兵剿办威胁皇朝勃兴之地兴京安全的奉天省马贼；其二为处理台湾事件，在与日谈判的同时，加紧建设台湾和沿海地区，使之早日走上近代化的轨道；其三是负责西征相关事宜，为左宗棠筹集粮饷和布置作战方略。奕訢也相当地忙碌，忙着处理多项政务。
在皇宫时，同治像其他皇帝一样，每天召见军机，“亲理”政事；每早到钟粹宫问慈安太后安，到长春宫问慈禧太后安；午饭时间侍奉两宫太后进午膳；此外，还一直忙于筹备慈禧太后万寿圣典的一系列活动，尽一个儿子应尽的“孝”道。慈禧对同治帝的一言一行都相当关注，然而她还是百密一疏，对同治帝的私生活没有高度重视。
慈禧本来就不喜欢同治帝所挑选的皇后阿鲁特氏，加之皇后又不善迎奉，慈禧就更加不喜欢她，皇帝与这位雍容端雅、美而有德的皇后原本幸福的婚姻生活因而时时遭到慈禧的干涉。慈禧让同治帝亲近她所中意的凤秀的女儿慧妃，同治帝又不乐意，所以经常独宿乾清宫。日子一长，百无聊赖之时，便在小太监的引领下，偷偷去宫外寻欢作乐。北京外城本有高级妓寮，而同治帝又怕被臣下发现不敢去，于是专寻内城的私娼取乐。同治帝还与翰林侍读王庆祺有暧昧关系。王庆祺是个“美丰仪”的男人，工度曲，擅长谄媚之术。初直南书房，帝爱之，授以五品官加二品衔，毓庆宫行走，宠冠同侪，无与伦比，竟与王庆祺同卧起。《李鸿藻年谱》称：“因之宵小乘机诱惑引导，遂至日惟嬉戏游宴，耽溺男宠，日渐羸瘠”，世间遂传闻同治帝也有同性恋的癖好。
放浪的生活最终致使同治帝一病不起。十月二十日之后，同治帝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十月三十日，病情加重；至十一月二十日仅一个月的时间，即出现腰间肿痛作痈流脓，项脖臂膝皆有溃烂；二十三日，脉息皆弱而无力，腰间肿处两孔皆流脓、流腥水，而根盘甚大，内溃则不可言。二十七日，按云脉滑缓无力，惟肾愈流注，脓汁虽稍见稠，而每日流至一茶盅有余。此后，同治帝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御医李得立、庄守和知已无力回天，后来也都用些调和之药。
就在同治帝病重的这一个多月时间里，清王朝的最高权力出现了真空，一场关于权力争夺的战争在悄悄地进行着。十月三十日，也就是同治帝生病后的第十天，上谕第一次宣布皇帝龙体欠安，但强调仍治事如常。实际上这时的同治帝已经不能握笔，批答奏章均由其老师、军机大臣李鸿藻代笔，同治帝完全信任自己的老师，李鸿藻也并不擅自越权，每次仅仅在奏折上披上“知道了”、“交该部议”等字样，实际政事的处理全在奕訢。十一月初五日，惇亲王领衔各位王大臣会奏，请求汉文批件由李鸿藻代笔，而满文折件请交奕訢代笔。此后几天内，奕訢做了一些重要的批示：指示李鸿章等继续购买铁甲舰和建炮台，增强海防；批准下拨和借款作为西征军费等。
慈禧岂能容许权力旁落于奕訢之手？十一月初八日，奕訢刚阅折不过三天，两宫太后就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慈禧让众臣看视了同治帝的病情后，就在正室的宝座上面南而坐，训示了众臣一番耐人寻味的话：
“众卿，数日以来，皇上龙体欠安，不能躬身披览奏折、裁决事务，哀家甚为焦虑。尔等当思办法，当有公论。”话语中只字未提同治帝已令李鸿藻和奕訢代笔的事，慈禧意图，无非是让众臣再次吁请太后垂帘听政。当场即有一些宗室王公提出：“请两宫皇太后权时训谕。”之后拟折，交于两宫太后。慈禧拿着奏折，觉得由大臣们直接向自己奏请未免表现得太过直白，遂叫大臣们“先奏明皇帝，不必径请”。
次日，慈禧便会同慈安在同治帝榻前再度召见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与昨天的情形不同，今天的同治帝已能坐立，声音宏亮有力，气色甚好，他当面谕令奕訢，说：
“天下事不可一日稍懈，拟求太后代阅折报，一切折件，俟百日之喜，余即照常好生办事。”同时特别告诫奕訢说：“当敬事如一，不得蹈去年故习。”语气相当生冷和严厉。奕訢不便申辩，叩拜接旨，众臣也未敢再多言。这时慈禧发话了：
“昨儿在西暖阁召见，代阅折报乃出臣工所请，本恐烦皇帝心虑，今当诸大臣即告皇帝勿烦急。”
次日，明发上谕宣告依惇亲王等的请求，今后阅折和裁决事由太后代行。所谓惇亲王的请求，实际上是奕訢在同治帝和慈禧暗示他放弃阅折权力后，不得已联合诸大臣，由惇亲王领衔所上移交权力与慈禧的折子。至此，奕訢总共行使了不过5天的代为阅折和裁决权。
在这之后，为同治帝治病成了天下瞩目的大事，经荣禄推荐，皇宫曾请过一位年近89岁治疗外症的民间名医祁仲来诊治，祁仲诊断皇上的痘痈之疾发处并非肾俞穴，而在肾俞下，应用十全大补汤。但后来慈禧并未采用祁仲的药方，可见慈禧对同治帝所患何疾是相当清楚的。在西暖阁召见军机和御前大臣示意移交权力时，她也曾明确提过：
“上体向安，必寻娱乐，若何以丝竹陶写？诸臣谅无论议。”明确地将同治帝染疾与寻欢作乐的行为联系起来。然而当诸位大臣言及皇帝的宫闱琐事乃是皇上致病之由时，慈禧还是生气了。其中惇亲王说得过于直白，慈禧更是多加诘责，最终大伙只得叩头请饶，不敢再言此事。为尊者讳，对外只称皇帝是逢“天花之喜”；开药时，也只好按天花下药，结果药不对症，疾病越来越严重。对此，奕訢也无能为力。他对慈禧“冲喜”的迷信活动非常不满，但又不能直言，只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指示太医院要将同治帝的病治好，由于种种原因，朝廷没有聘请西医。后来，一位美国公使给清政府的报告中说：
“同治帝若以西医及科学方法诊治，决无不可医之理，决非不治之症。”
这样，十二月初五日（1875年1月2日），同治帝在生病45天后死去。
同治帝的死，再次打破了奕訢与慈禧之间权力的均势，接下来是重要的权力继承问题，这时的慈禧已经可以抛开所有的顾忌，而独自一手策划第二次垂帘听政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