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两宫太后的懿旨，即可以至高无上的“朕”的旨意宣示中外，谕令议政王、军机大臣遵行。在政变之后的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太后与奕訢之间的君臣关系，他们之间的权力界线，就这样被确定了下来。两宫临朝称制于上，恭亲王总揽全局于下；实际上是慈禧太后攫取了清皇朝的最高统治权力。
十月初九日，小皇帝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之后，两宫太后命王公大臣六部九卿讨论制定垂帘听政的章程。众位大臣为了力求完全符合慈禧太后的意思，反复地斟酌、磋商，前后花了十几天的时间，最后终于在十六日（18日）议定。至此，垂帘听政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12月2日），是钦天监选定的黄道吉日，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仪式在养心殿隆重举行。殿内宽阔的御座上，坐着年仅六岁的新帝载淳，他就是同治帝。在他的身后，隔着八扇黄色纱屏，一左一右坐着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卯时一刻，随着礼亲王一声高喊，大殿外礼乐齐鸣，恭亲王奕訢率领内廷诸臣及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鱼贯而入，伏在殿前行礼。至此，咸丰帝临终前所建立的顾命制度宣告结束，晚清慈禧垂帘、奕訢辅政的时代开始了。
实现了垂帘听政之后，慈禧深知自己势单力薄，只有依靠奕訢，方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在当前局势下，也只有依靠奕訢的声望和才干，笼络官僚阶级，取得西方列强的认可与合作，方能使危难之中的清政府度过难关。于是她继续给予奕訢及其子女各种优厚的待遇。
十二月初九日，晋封奕訢的长女为固伦公主。按清制，只有皇帝的正宫所生嫡女才可封固伦公主，其他妃嫔所生之女只能称为和硕公主。如果是宗室女儿经由正宫皇后抚养的，在出嫁时也只能享受和硕公主的待遇；亲王的女儿则只能封为郡主。奕訢本人并非皇帝，即使其女儿由两宫太后抚养，也只能封和硕公主。可见，为了笼络奕訢，慈禧可以说开有清一代空前绝后之先例。
紧接着，又于同治元年元旦发布上谕说，恭亲王以议政王在军机处办理一切政务，勤劳懋著，加恩特许其在紫禁城内坐四人轿，以示优异；并赏其子载瀓戴三眼花翎。
至此，奕訢在朝廷中的权势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连其家庭成员，上至其母，下至子女都备受优待。
严格地来讲，垂帘听政实际上是反肃顺集团对于政权的一种瓜分形式。即一派是太后党，一派是恭王党。其中慈禧取得了实际的最高统治权力，而奕訢则获得了议政和施政权。辅政之后的奕訢，虽隐隐感觉到慈禧强烈的权力欲，但他认为垂帘听政制对他掌权来说是最为合适的。
早在策动政变之时，诸多留京大臣都希望奕訢能仿周朝时周公辅助年幼的成王，成就一番事业那样，而成为新时代的周公。但奕訢并不想做周公，在皇权高度集中的这个时代，做臣子的稍一不慎，就可能招致灭顶之灾。多尔衮和康熙初年的辅政大臣鳌拜就是前车之鉴，他们都曾经是那么的权势显赫，却都不得善终，根本原因是他们侵犯了皇权。奕訢坚决不单独掌权，他只想在皇权的保护伞下，通过怂恿太后垂帘，希冀以垂帘之名，而“实权归己”，从而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这是奕訢的聪明之处。
而且，就双方力量对比来看，两派力量相差悬殊，慈禧羽翼未丰，势单力薄，而奕訢则控制了朝中各大要害部门的实权，其心腹党羽遍布朝廷内外。正是这种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奕訢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两宫皇太后，达到自己在政治上掌控实权的真正意图。然而他低估了慈禧的野心和实力，他不知道，她决不会容忍任何人染指自己手中的最高权力。随着慈禧羽翼渐丰，两人之间的矛盾必然由隐蔽走向激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