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訢实施他的新的外交方针的第二个表现就是仿效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联吴抗魏”，试探向西方列强“借师助剿”，消灭农民起义。1860年11月23日，奕訢等人上奏咸丰帝，向其陈述了这一想法：“如藉夷兵之力驱逐逆贼，则我之元气渐复，而彼胜则不免折损，败则亦足消其桀骜之气。”但是咸丰帝惟恐引狼入室，祸患无穷，没有答应。除了以江苏巡抚薛焕为代表的极少数官员拥护这一策略，以漕运总督袁甲三、两江总督曾国藩为代表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持反对态度。而英国侵略者由于担心法、俄两国军队进入长江流域，影响英国在华利益，对清政府的“借师助剿”态度十分消极。当奕訢同魏妥玛私下试探这一问题时，魏妥玛明确告诉奕訢，“剿贼”本是中国国内之事，他国不应干涉，他国答应“借师助剿”，如果不是为了占据地方，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不仅仅是法、俄会夺取城池，就是英国，也不敢说不会据为己有。英国占领印度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奕訢本人对“借师助剿”并非毫无疑虑，魏妥玛的这一番话，正好说中其心里的隐忧，于是暂时放弃了“借师助剿”的想法，主张“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并于1861年1月24日向咸丰帝表示，“若该夷来京再论及此事，臣等即据理折服其心，以杜诡谋。”
大难方夷，如何“自图振兴”？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奕訢一直在苦苦思索的一个重大问题。战争中奕訢亲眼目睹了清朝武备废弛落后，不堪一击，亲自领教了洋枪洋炮的迅猛威力，深感中国武备，内不足以“剿贼”，外不足以御侮。因此，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提出：“中国于制造枪炮及炸炮、水雷、地雷、火药及演放，均未得法”，表示欲派俄国匠役来中国教导时，奕訢深为赞赏。在伊格那提耶夫动身回国之前，奕訢特意前往俄国使馆，对1858年拒绝俄国提供武器和教官一事表示遗憾，并说当时环境不允许清政府接受俄国政府的建议，而现在，当中国备尝和欧洲军队作战的痛苦教训后，清政府就会另眼看待这类建议，表示了在武器装备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愿望。
因此，奕訢在给咸丰帝的《奏请八旗禁军训练枪炮片》中第一次提出了“自强”的口号：“臣等酌议大局章程六条，其要在于审敌防边，以弭后患。然治其标而未探其源也，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抚议虽成，而国威未振，亟宜力图振兴，使该夷顺则可以相安，逆则可以有备，以期经久无患。况发捻等尤宜迅图剿办，内患除则外侮自泯”。把自强、练兵、制器联系在一起，标志着奕訢洋务思想的发端。咸丰帝采纳了奕訢的自强方略，并命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薛焕酌办。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建起安庆军械所，生产子弹、火药、炸弹，规模虽小，却成为我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发轫，洋务运动的序幕由此缓缓拉开。
奕訢的努力，使古老的国度吹进了一股新风，吹响了后来同（治）光（绪）新政的号角，使这个老大帝国缓慢而艰难地走上近代化的历程。由此，奕訢以他敢于接受新事物的勇气和胆识，令充斥于大清王朝的那些狭隘、保守、迂腐、庸碌的大小官员相形见绌。 |
